如果只为一日三餐，并不需要去做研究，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便可以达到目的。做学问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能对别人有用。
崔琦
崔琦教授，199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因斯坦曾把科学家按其从事科研的动机而划分为三类：一类人从事科学工作是因为科学工作给他们提供了施展其特殊才能的机会，他们热爱科学如同运动员喜好表现自己的技艺一样；一类人把科学看作谋生的手段，如果有机遇他们也可能成为成功的生意人；最后一类人是科学殿堂中的精华、真正的献身者，这类人为数不多，但对科学知识所做的贡献却最大。
按照爱因斯坦的这种分类，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教授，无疑应当被划分到爱因斯坦所指的最后一类人当中。
崔琦曾经说：
做科学研究和做其他工作是差不多的，首先要对自己的工作或研究有兴趣，要用自己的心力去做事情。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觉得永远不厌倦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一种兴趣才是最重要的。对我个人来说，做研究就像是一种宗教上的“感召（Calling）”，觉得自己应该做点对社会、对人群有点贡献的事情。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常常感觉这种问题，比如说一个医生可以解除病人的痛苦，但是自己却没办法做到。但实际上看得广泛一点的话，社会的进展不是那么简单的，而是各方面共同进步之后，整个人群的福利才能改善。
崔琦全家福
1939年2月28日，崔琦出生在河南宝丰县肖旗乡范庄村。他在家排行老幺，上面有三个姐姐：崔颖、崔珂、崔璐。生他的时候，他母亲已经37岁，父亲42岁。他的降生给崔家带来了极大的欢乐，父母给他取了个乳名叫“驴娃儿”。
崔琦的父亲崔长生，是一个耿直方正、不爱言语、老实巴交的农民。他大字不识一个，对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很少，但在本性中却蕴藏着中国农民的善良和淳朴品格。1947年宝丰解放后，崔家虽被划为富农成分，但家境并不太好，除了两间破草房，十几亩地，再加一头小毛驴之外，别无所有。崔长生平日干活常常是光着背、赤着脚，只到冬天才穿上一件破棉袄。农闲时节，他还常去邻县煤矿背煤，赚一点钱来补贴家用。
崔琦的母亲王双贤，是宝丰县茨芭岭村人。王家早年家道清贫，经祖父、父亲两代在河南临汝（今汝州市）经营面条生意，省吃俭用积蓄下钱来，陆续地在家乡置地400余亩，成了远近闻名的“王大户”，旧居从大门楼到后院有数亩地之广。
王家育有3男2女，王治军居长，依次是王治安、王治环、王名贤和王双贤。王双贤的三个哥哥——崔琦的舅父，均有不俗表现。二舅王治安是有名的教书先生，三舅王治环曾任郏县县立中学校长、河南省教育厅督学等职。崔琦的母亲王双贤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时至今日范庄村的老人们一提起王双贤，都无不交口赞誉。崔琦后来始终保持着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与母亲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关。
崔琦家虽说有几亩薄田，但崔琦并未过上什么好的生活。崔家由于劳力少，崔长生就把10亩地租给了同村的别人耕种，自己只留了一小部分。崔琦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四个孩子，地就分成四块，每个人就是半亩地，一块地在东边，一块地在西边。我记得的就是旱灾、水灾，再就是战争。”
出身大户的王双贤理应有良好的读书习文机会，但她父亲却固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不让他的两个女儿读书。王双贤虽大字不识，但有着不同常人的广远见识和博大胸怀。在与哥哥们的相处中，她深知教育对一个人成才的重要意义。所以家庭生活无论如何艰难，她仍坚持让四个孩子跟着他们的三舅读书。崔琦的三个姐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先后完成大学学业的。这在农村的确是十分罕见的事。
崔琦6岁入小学。开学第一天他就不肯离开母亲，次日更是推说肚子痛，继而又说头痛，不肯上学。但是，母亲并不对这个惟一的儿子有丝毫溺爱，反而倍加督责。崔琦后来渐渐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上学因此风雨无阻，学习勤奋刻苦。崔琦天资聪慧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在范庄村那时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驴娃儿”是个马蜂窝——心眼儿多。
在范庄村如今还流传着少年崔琦“量地”故事。大约在他十一二岁的时候，村里把他抽去搞分地工作。无论是三角形、菱形、梯形，还是什么奇形怪状的地都难不住他。当地的一位老会计有点不服气，便故意找了一块不规则三角形的地块来为难他。各个边的数据刚被量出，崔琦就说出了这块地的亩数。那位老会计反复算了多遍，与崔琦报的亩数分毫不差，于是不禁竖起大拇指赞叹道：“这个娃今后肯定有出息。”
1949年，崔琦从新宝镇石桥区高皇庙小学毕业。由于当地没有中学，他只得辍学在家。转眼两年过去，这可急坏了他母亲。为了儿子的前途，母亲毅然做出了痛苦的决定，让爱儿到外地求学。崔琦父母亲曾为此发生过争执。父亲考虑得比较实际：儿子再过几年就成为一个壮劳力了，在家里就是一个顶梁柱，而且他又是他们身边惟一的男孩子。崔琦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他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更不知道离开家会发生什么事情。然而，母亲是一个主意坚定的人，她的坚持改变了崔琦一生的命运。崔琦对此曾感激万分地回忆道：
小时候在乡下耕田、割草、放牛，能从小学毕业已算幸运，但是母亲有远见，自己不会看，不会写，却坚持要我上学。
1951年秋天，三姐崔璐带着崔琦从老家出发，先到许昌，再坐上去北京的火车，到在北京的大姐崔颖处小住。此后，在已移居香港的二姐崔珂和澳门的三舅的帮助下，乘火车到香港。就这样，崔琦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
离开河南家乡前的崔琦
临行的前几天，母亲一针一线地为他赶做了一件黑棉袄，一条蓝棉裤、两身内衣和几双鞋袜。临别时，他母亲心里明白，这一去不知何年才能相见，但她依然显得很平静，轻轻地抚摸着崔琦的头，安慰他说：“别怕，你放心去读书，到夏天收庄稼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家看娘了，然后再去念书。”
遗憾的是，崔琦的这一去竟成了与父母亲的永别。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的父母亲了。1958年，他父亲开始患重病卧床不起。为了不影响他的学业，他母亲没有告诉他。直到1959年夏天他父亲去世，他母亲仍没有对他透露一点儿消息。在这之后的9年间，他母亲不管自己受多大的罪，甚至住茅草庵，都没有告诉在美国的儿子，唯恐影响他的学业。1968年，他母亲寂寞地离开了人世，当时只有大姐崔颖一个人守在她的身边。
1998年，电视节目主持人杨澜到美国采访崔琦。当崔琦谈到他妈妈颇有远见，在他12岁那年将他送出读书时，杨澜问：“您12岁那年，如果你不外出读书，结果会怎么样？”
崔琦回答：“如果我不出来，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父母就不会死。”
崔琦后悔得流下了眼泪。杨澜也流泪了。她多么希望她聘请来的两位美国摄影师能给当时的崔琦来一个特写镜头。让她吃惊的是，在审片时她居然看见了这个她所特别想要的特写镜头。杨澜问那两位摄影师：“你们听不懂中文，你们怎么会拍下这一感人场面？”
摄影师回答：“你们不是在谈论妈妈吗？‘妈妈’这两个字在全世界都是相同的。”
崔琦后来成为了一名基督教徒，他对父母的怀念与祭奠有着他独特的方式。他对杨澜说：“我对于父母的感觉是，只要他们在我心里就够了。也希望能够推己及人，能够影响、帮助到别人。”
据崔琦的大女儿艾琳（Aileen Tsui）回忆，一部名为《天堂的日子》的影片对她父亲有着经久不衰的吸引力。她说：
我猜想，《天堂的日子》这部影片之所以对爸爸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片中对农村的贫穷状况及失去父母的小姑娘的描述，她以她发自内心的声音讲述了整部影片。……事实上他也正是在大约11岁离开了自己的父母，此后再未见过他们。在很小的时候他就独立生活了。他远离自己的家乡，完全靠自己养活自己……
到达香港后，崔琦进入了六年级，开始接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1952年，他考进了以理科著名的香港私立培正中学。培正高水平教学不仅得益于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而且还与高素质的学生群体密不可分。培正的学生以思想活跃而远近闻名，外界对他们冠以“马骝头”（猴子）的称呼。这绰号一方面固然是说他们顽皮，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他们思维活跃，不墨守成规。
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培正中学培养出了许多世界一流人才，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尤其在数理科学方面，崔琦、丘成桐是其最杰出的代表。另外还有物理学家沈吕九、卓以，数学家萧荫棠等人。
培正良好的校风对学生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奋斗目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崔琦所回忆的那样：“自己当时就是对赚钱的兴趣不大，那时总觉得要做学问，想的就是在学问方面有点儿成就。”
1956年，崔琦在香港。
培正为帮助那些家境清贫而成绩优异的学生完成学业，设立了奖学金。这对家境贫寒又无依靠的崔琦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他正是靠着全额奖学金才完成中学学业。
在培正读书时，崔琦就酷爱音乐，尤其是宗教音乐和古典音乐。他将为别人补习功课所得的报酬用于学习声乐，这不但陶冶了情操，也舒解了自己内心的痛苦与烦恼。他的中学同学卢遂业回忆说：当时他和崔琦都是基督徒学生团的少年团员，每星期他们都有聚会研读经文，见证和唱诗。由于崔琦的普通话发音准、咬字清晰，加之歌喉嘹亮，常是大家聚会领唱的高手。至今，卢遂业仍然欣赏崔琦当年教的一首诗歌：“爬、爬、爬上光明高山，灵风轻轻吹……”
崔琦所有的学科成绩都很优秀，他的毕业评语是：学习勤奋、成绩优秀、举止端正、彬彬有礼。曾教过他中文课的单伦理老师回忆说：崔琦是个守规矩、好学习、爱钻研的学生。
崔琦在研究和解决物理问题方面有着特殊的能力。他的同学罗云庆回忆说：在中学物理实验课中，要做一个关于力的合成实验，当许多同学还在忙得焦头烂额之时，崔琦早已把实验做完了。在他离开实验室之前，同学们纷纷请教他的秘诀。他说：问题在于要事先准确计算，往钩子上放砝码时重量要正确。由于他能够透彻理解课堂讲授内容，加之能够把理论与实验紧密地结合起来，所以他的实验能够很快完成。
1957年，他从培正中学毕业时，同学们在同学录中给他写下如下的评语：
六尺身材堪谓高，天赋英聪功课好，兼长国、英、数，日常小事却糊涂，五毫当一毫。写字时笔墨飞舞，笔迹字体有如乱草，指挥音乐，南拳北腿如比武，歌声动人，姿势美妙够风度。爱班之宝，基督虔徒。
崔琦中学毕业后，取得了台湾大学医学院学习的资格。然而由于当时父母亲的境况，以及他是否还能回到河南老家等问题都还不清楚，所以他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香港。为了考入香港大学，他进入了港英政府主办的两年制“特殊课程中心”。
对崔琦来说，1957年是特殊的一年，因为从这年开始，香港中文中学的毕业生经校长推荐，可以参加香港大学的入学考试了。这就意味着一扇通向成功的大门开始向他们敞开了。
作为中文中学，培正在学制和课程设置上与英国殖民地大学——香港大学衔接不上。中文中学的毕业生为考入该大学，还必须学习一些该大学入学考试所规定的课程。特殊课程中心就是为此而设立的。不过，在香港中文大学建立后，该中心也就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于1964年关闭了。
在中心学习的时候，崔琦戴着金边眼镜，总是面带微笑。他对同学谦逊友善，温文尔雅，说起话来很有幽默感。他常以诙谐的口气向同学们讲述有关培正老师和同学们的奇闻趣事，引得他们捧腹大笑。
尽管在中心的同学们的惟一目标就是要通过香港大学入学考试，但作为经过特别挑选的、一群才华横溢的学生，他们都有一种自豪感，并且充满了活力与梦想。
培训中心当时只有文科和数学教师，没有自然科学的教师，这对于渴望学习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同学们来说显然是不尽如人意的。幸运的是，邻近的克莱门蒂中学的副校长王秀明先生志愿教他们化学。崔琦等人就成了他的业余化学班的学生。王先生利用业余时间义务性地承担起了这个额外的教学任务。当然，这群聪明而富有活力的学生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乐趣。
培训中心当时也没有物理老师，但同学们都必须要学好物理，因为那是进入香港大学理科系的必考科目之一。一开始同学们都非常着急，在求师无门的情况下，崔琦和同学们不得不最后决定自学物理。于是每个人都捧着物理课本潜心攻读起来，先是逐节逐章地学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逐渐发现，自学物理也并不是像原先想象的那么困难，非但如此，学习过程中还充满了求知的乐趣。在自学物理的时候，令崔琦惊奇和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所有的物理现象，都能用简洁物理公式来描述；自然界基本运动的简洁之美实在是令人赞叹。这些美的发现和享受，更增加了他探求物理知识的乐趣，他那强烈的好奇心也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经过近一年艰苦的学习，崔琦和另外两个同学终于通过了香港大学的高级物理和化学的入学考试，取得了进入该大学深造的资格。然而，一个意外地好运使崔琦最终没有进入香港大学。
当时美国的名牌大学，几乎不可能给在香港的中学生以任何援助。但幸运的是崔琦有着深厚的基督教背景，外国教友会的会友帮助了他。教友会牧师刘先生的母校是美国伊利诺伊州奥古斯坦纳学院（Augustana College），他与母校有着良好的关系。正是这位刘牧师极力向奥古斯坦纳学院举荐了崔琦。
1958年春，崔琦收到了奥古斯坦纳学院的消息，他获得了该学院1958—1959年度的全额助学金，这样崔琦就能够进入该校深造。虽然奥古斯坦纳学院不怎么有名，但是，能有机会去美国念大学，他还是感到非常高兴。这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崔琦就来到奥古斯坦纳学院，注册成为了该校的一名学生。
奥古斯坦纳学院是一所规模不大的教会大学。与美国大多数研究型高等院校相比，她除了设置适当的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课程之外，还特别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强调阅读人文学科的经典、鉴赏艺术、反思关于真理以及终极意义等永恒而重大的问题。
作为异国生活的第一站，奥古斯坦纳学院给崔琦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而奥古斯坦纳学院也为培养出像崔琦这样的杰出科学家而倍感自豪。
初到奥古斯坦纳学院，崔琦给师生们的印象是有些腼腆和拘束；话语不多，但总是带着温和而又悦人的微笑，更多的时候是全神贯注地倾听别人讲话。他那时的英语讲得不流利，但语句却总是合乎语法。他不是那种富有挑战性的人，总是小心谨慎；他也不是那种易于冲动的人，自控力很强，能耐得住寂寞和孤独。这些表现可能与他幼时的家境以及那时国内的社会氛围有关。这种表现常常使同学猜想：他是否忍受着某种精神压力，或是否深藏着个人的不幸。
奥古斯坦纳学院标志着崔琦攀登科学高峰的开始。凭着他的智慧、立志成才的决心和毅力，他很快适应了学院的人文学科的课程。在自然科学课程方面，他更是如鱼得水，数学、物理和化学，成绩样样出众，以致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从事科学研究的才能已在校园里小有名气。一些同学送他绰号“奇才”，还有一些美国同学认为在非美国学生中，崔琦是一个“真正的智者”。
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崔琦是教堂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作为一名外国学生，他还是一名世界主义者俱乐部的志愿者，该俱乐部旨在推进不同民族和国家间，以及不同道德和宗教信仰集团间的相互理解。
1959—1960学年，世界主义俱乐部为崔琦提供了奖学金。他们认为，崔琦不仅属于美国的少数民族，而且就其良好的表现也应该得到这一资助。尽管这笔奖学金数量不大，但可以支付崔琦一年的学费。
对于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来说，除了通常利用获得的奖学金支付学费外，生活费常常还得要靠夏天打工去挣，崔琦自然也不例外。
在著名的纽约华尔街附近有一条街叫昌巴街，它是当年中国留学生夏天找工作的必去之地。在那里有数十家职业介绍所，其中有一家是华侨周重民先生开办的，专为华人介绍工作。对于举目无亲的华人留学生来说，它实在是希望之所在。
据崔琦的好友卢遂业先生回忆，1959年当他从田纳西州到纽约找工作时，他在周先生的介绍所里意外地遇见了崔琦。崔琦告诉他，根据他在所内一个多小时的观察，他得出的结论是用广东话向办事人求职是明智之举；用普通话就会遭冷遇；若用英语则在办事人看来就更可憎了。最后，说广东话的卢遂业被介绍到一家餐馆当短工，崔琦也被介绍到布碌仑去工作。由于崔琦人缘好、工作勤快，整个暑期便在那里打工。
崔琦刚到学院时，他正式注册的本科专业是数学。在第二学年注册时，他遇见了数学老师麦克劳克林。麦克劳克林曾多次听说过他是一位来自香港的非常出色的学生。当崔琦要求注册高等微积分课时，麦克劳克林有一些犹豫不决：一个刚读大学2年级的学生，能够把高等微积分作为他的首选课程吗？因为，通常选修该课程的学生都是最高年级（即大四）的学生，偶尔也有大三的，但从未有过大二的。经过对他的微积分基础知识进行初步考察之后，麦克劳克林半信半疑地同意了他的申请。
后来的事实表明，麦克劳克林对他的疑虑是多余的。他很容易地就完成了老师指定的作业，以致麦克劳克林不得不给他设计一些富有挑战性的作业。但这些仍然没有能难住他。这时麦克劳克林感到，和一个杰出的学生进行智力竞赛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鞭策。麦克劳克林的妻子有时问他：“你现在还跟得上崔琦吗？”
麦克劳克林对于自己在智力上是否还跟得上崔琦似乎也没有把握，但崔琦的进步有力地催促着他更加努力地工作。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崔琦解决各种疑难问题的能力很强，而且很少需要别人帮助。在他的学生中，很少有人像崔琦那样具有透彻分析问题的能力、强烈好奇心以及对学习新课程的无穷乐趣。麦克劳克林认为，与崔琦这样的学生在一起，对于自己来说实在是一件幸事。
尽管崔琦主修的专业是数学，但在物理学上他也投入了同样的精力。他一直乐于做研究生的物理作业，并敏锐地认识到要使自己将来成为一位物理学家，数学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越多越精越好。
在大学二年级快要结束时，崔琦决定用3年时间完成本科专业的学习。这意味着崔琦必须在第三年完成繁重的课程，但是这对勤奋、刻苦和聪明的崔琦来说，并不成问题。
在崔琦居住的宿舍楼中有几百名男生，其中不乏有各种各样的怪人。少数几个嗜书如命之徒和玩世不恭者便是其中的两类。崔琦当然属于嗜书如命的那一类。据崔琦的一位同学回忆，每当他深夜穿过宿舍大厅去喝咖啡时，总是发现崔琦穿着那件穿了多年而且已经磨损的毛衣坐在自己的桌子旁，一边喝茶，一边做作业，旁边还放着一本磨损得很厉害的英汉字典。
崔琦晚上因为常常学习到很晚，睡眠不足就成了一个问题，但他总是设法在24小时之内找机会来补足。他的秘密是“战略性地打盹”。
在大学快毕业时，崔琦决定把芝加哥大学作为他的首选目标。这主要是因为，李政道和杨振宁都是在这里获得博士学位的。后来的事实表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在奥古斯坦纳学院的三年学习和生活中，崔琦不仅在学业上成绩优异，而且在校内的社会交往方面也十分出色。他对校内的一切善意的活动都大力支持、积极参与。到1961年大学毕业时，他已成了学校的知名公众人物了。
1961年秋崔琦来到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王国——芝加哥大学。他的博士导师是只比他大2岁的斯塔克教授（Royal W.Stark）。崔琦的夫人琳达（Linda Tsui）在《我的丈夫崔琦》一文中写道：
“与斯塔克这样一位精力充沛、聪明能干、平易近人而又不古板的有影响力的年轻教授在一起工作，崔琦学到的不仅是知识和技能，而且还有在共同探索过程中逐步培养起来的自信心和热情。”
1962年，年仅25岁的斯塔克来到芝加哥大学物理系任教。作为一位固体物理学家，他同时还在物理系的金属研究所从事固体物理研究。金属研究所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低温设备，此外还刚刚建立起一个纯化和生长金属单晶的实验室。另外，它还有一个优势条件，那就是有一大笔项目研究拨款。这笔拨款除了用于购置新的先进设备外，还有一部分用于研究生的研究津贴。
崔琦到芝加哥大学后不久，斯塔克通过对其进行多方面的考察，认定这位来自中国的研究生注定会成功，于是就让他作为他的助手，协助他从事科研工作。
在斯塔克的指导下，崔琦很快就熟悉了实验研究工作，斯塔克也开始放手让他独立工作。每当斯塔克回家吃晚饭时，他就让崔琦独自在实验室里记录和收集数据，由此逐步培养崔琦独立工作和思考的能力，对问题穷追不舍的探索精神，以及对科学的诚实品格。崔琦也时常对那些与自己的想法不一致的实验数据提出看法，如果斯塔克一时不能给出满意的解答，他们就重新采集数据，并继续进行研究，以揭示问题的答案。正是在这些过程中，他们不断获得更有远见的洞察和对问题更深入的理解。
1965年在芝加哥大学的崔琦
1967年，崔琦顺利地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在导师的挽留下，他没有辜负导师的期望，留下来继续协助导师从事科研工作。当时他们从事的是铁磁材料镍的德哈斯-范阿尔芬效应（de Hass-Van Alphen effect）的研究[1]。每当紧张的实验结束时，斯塔克和崔琦两人常常是精疲力竭。他们每天几乎要工作16—18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有时还必须连续工作24小时。当时的低温实验室是在一个没有窗子的地下室里，有时斯塔克晚上工作后离开实验室回家，到了外面时才惊奇地发现太阳已经升起！有时他们连续6个月地保持这种不间断的、满负荷的工作，随之是精疲力竭地休整一周，然后再回到实验室。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崔琦成了惟一一位与斯塔克同甘苦、共患难、一起努力工作的学生。
同斯塔克在一起的日子，无论对崔琦来说，还是对斯塔克来说，都是愉快且令人难忘的。就崔琦而言，其重要作用之一在于，他此后的研究一直集中于二维电子气体的特性，这与他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密切相关。作为斯塔克的第一位博士生，崔琦后来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自然使昔日的导师斯塔克格外激动，因而芝加哥那段美好时光成了他时常回忆的主题。
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与工作期间，崔琦在婚姻大事上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几年前，在奥古斯坦纳学院他就认识的挪威裔同学琳达，恰好也在芝加哥大学进修。于是，他们两人便开始交往。崔琦的幽默感、敏锐的思维、忘我的探索精神和旺盛的创造力，给琳达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琳达初次约会时，崔琦就让她到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书堆中去找他。琳达好不容易才在图书馆的一个破旧、昏暗的书房里找到他。当时他正坐在一张小书桌前，沉浸在那些积满多年灰尘而又充满着智慧的书海之中。这里正是他常来的地方。
有一次，崔琦邀请琳达到他的宿舍去，那是一间地下室。在那里琳达惊奇地发现，在崔琦床铺的正上方的天花板上贴着一幅画。琳达对此难以理解，于是问：“为什么不把这幅画挂起来呢？”崔琦俏皮地回答道：“之所以这样放，是为了自己躺在床上或醒了之后都能去欣赏它。”琳达由此领略了崔琦的机智和顽皮。
1964年琳达大学毕业后不久，崔琦和她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后来，他们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艾琳在哈佛大学获得艺术史博士学位，小女儿朱迪思毕业于医学院。这个充满欢乐和幸福的家庭，给崔琦带来了温馨和幸福。他的大女儿艾琳在一篇介绍自己父亲的文章中写道：
在双亲中，妈妈更善于表露自己的感情，她向我描述了在学院第一次见到我的父亲时的那种激动心情，当时她戴着皮帽子，吃着冰淇淋。我从一幅旧照片上看到，年轻时的父亲羞羞答答地笑，妈妈则在那儿大大方方地笑。当问及第一次认识母亲时，父亲总是回避问题。然而，即使父亲在那里一言不发，从父母在一起多年的和睦生活中我也能猜得到，从他们第一次认识时起，父亲就对母亲有着一种深深的信任感。
不过从当时的氛围看，崔琦算是比较有勇气的了，正如琳达所说：“与我交往也反映了崔琦不因袭传统的个性，因为在那个年代，异国婚姻是极不寻常的。”
1968年初，崔琦离开了芝加哥大学，去了位于美国新泽西州默里山的贝尔实验室；他的导师斯塔克随后也离开芝加哥大学，去了旧金山。
芝加哥大学的7年时间，对崔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在那里打下了事业的基础，建立了美满的小家庭，真可谓事业爱情双丰收。
贝尔实验室的研发一般从基础研究入手，着重发现新知识，特别是高新技术。它不仅在半导体等许多高新技术领域都走在时代的前列，成为现代高科技的摇篮，而且先后造就了11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桂冠的科学家。20世纪30年代以后，贝尔实验室开创了半导体物理的研究，并发明了晶体管，由此掀起了一场半导体技术的革命，揭开了微电子技术大跃进的序幕，同时也为信息科技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技术基础。50年代，贝尔实验室在集成电路、半导体材料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60年代，发明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半导体材料生长技术，即分子束外延技术。借助该技术，可根据需要生长出性能优异的半导体材料，从而大大提高了半导体元器件的性能。对于该技术的发明，崔琦的培正校友、华人科学家卓以和功不可没，被誉为“分子束外延之父”。60年代以来，贝尔实验室已发展成为世界半导体物理研究的中心。
贝尔实验室优良的物质与技术条件以及不断创新的氛围，为崔琦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崔琦在此先后在一些权威学术刊物发表了40多篇科研论文。他的研究范围包括砷化镓-砷化铝镓异质结构中的二维电子气研究、异质结构中量子霍尔平台的解释、二维电子气中霍尔电阻的量子化、低温条件下的量子霍尔效应等多方面的内容。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与经历成为日后他作出重大发现的奠基石。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在1982年春，崔琦终于迎来了丰厚的回报。他和他的两位同事施特默、戈萨德，在进行量子霍尔效应的测量时意外地发现，除了观测到了不久前被德国物理学家冯·克利青（K.Von Klitzing，198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所发现的整数量子霍尔效应外，还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分数量子霍尔效应”。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什么是“分数量子霍尔效应”，下面简要介绍一下霍尔效应和整数量子霍尔效应。
早在1879年，美国物理学者霍尔（Edwin H.Hall）便发现了霍尔效应。当时他只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一名24岁的研究生。他发现假如有电流沿着薄层导体表面流动（沿图中X轴方向），而电流和薄层导体都垂直于外加的磁场时（图中沿Z轴的B代表磁场方向），导体横向两端就会有一个电压出现（沿Y轴，称为霍尔电压）。不仅如此，霍尔还发现霍尔电压和霍尔电阻都与磁场强度成正比。由于它们还与带电粒子的浓度也成正比，因此，霍尔效应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测定不同磁场中带电粒子浓度的方法。这种测定方法现今依然在物理实验中被普遍采用。
霍尔效应示意图
然而，霍尔所发现的霍尔效应只是在常温和弱磁场条件下的现象。那么，在极端物理条件下（如极低温、极强磁场等），这个现象将会呈现出什么新的特点呢？这便是在低温技术和半导体技术都得到高度发展之后，引起物理学家们关注的课题。
二维电子系统的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的。1957年，美国物理学家施里弗指出，如果与半导体表面垂直的电场很强，垂直于界面方向的电子的自由度被取消了，而与表面平行的方向上的运动会是自由的，这就是一种“二维电子系统”（two dimensional electron system）。当时，这些还只是理论探讨，检验理论的实验条件尚不具备。
到了60年代，随着硅半导体器件的制造工艺取得的重大突破，用平面工艺制作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能够实现对反型层中的电子浓度的控制，从而为反型层的物理研究提供了可能性。1966年，美国IBM公司的科学家用实验有力地证明了二维电子系统的存在。这一实验极大地激发了物理学家对二维电子系统研究的积极性。此后，二维电子系统在极低温、强磁场条件下的输运现象日益受到物理学家们的关注。
1980年，德国物理学家冯·克利青（Klaus Von Klitzing）在低温（约1.5K）和强磁场（18T）条件下，对硅-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中二维电子系统的输运特性进行了高精度的测量。他发现了一种新的霍尔效应——量子霍尔效应（也称整数量子霍尔效应）。
冯·克利青在做实验。
量子霍尔效应的发现是固体物理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冯·克利青因此而荣获198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基金委员会高度评价说：“量子化规律会非常准确地起作用，这是人们没有预料到的，……冯·克利青1980年的实验性示范是非常出人意料的。”
仅仅就在冯·克利青的发现两年之后，崔琦、施特默（Horst L.Strmer）等又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
崔琦和施特默最初的目标是在于探讨“维格纳结晶”，它是1934年就被维格纳预言的。维格纳认为，极稀薄的电子气体在低温下将会结晶，即电子排列成有秩序的格子，其图像类似于原子气体遇冷时凝结成晶体。这个预言于1979年在液氦界面上附着的二维电子气中被发现了。但是，如果想使半导体反型层中的高密度电子气结晶，还需要更极端物理的条件——即极低温和强磁场等。
1980年，崔琦和施特默开始致力于这个问题的探究。一年以后，他们利用同事戈萨德（A.C.Gossard）制备的砷化铝镓-砷化镓异质结构，在较低磁场下，观察到了冯·克利青先前曾发现的整数量子霍尔效应。这时他们就想：如果继续加强磁场和进一步降低温度，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f=1/2及1/3时磁通量子（箭头）和电子（圆球）分配示意图
1982年春，崔琦和施特默把同样的材料放在温度为0.1K、磁场强度接近30T（地磁场强的100万倍）下进行实验。在这种极端条件下，他们发现，霍尔平台中有几个平台的电阻值变成“填充因子f”的分数值。他们最初发现了f=1/3，接着发现有f=2/3的迹象。这是一个全新的现象，与冯·克利青所发现的整数量子霍尔效应截然不同。为了区别于整数量子霍尔效应，科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分数量子霍尔效应”。
既然分数量子霍尔效应与人们所了解的整数量子霍尔效应完全不同，那么如何去解释它呢？这是对理论物理学家提出的一个挑战。
开始一段时间没有什么进展，直到1983年，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劳克林（Robert B.Laughlin）提出了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理论，才解释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
按照劳克林的理论，在极强的外磁场强迫下，奇数个“单位磁通量子”与电子复合成为玻色子，复合玻色子在接近绝对零度时发生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形成量子霍尔液体。由于复合玻色子是由电子和磁通量子组成，这种量子“准粒子”的激发就具有非常奇特的性质。准粒子带有分数个电子电荷，满足分数统计。对于劳克林的这个理论，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安德逊（P.W.Anderson）评价说：“这是一个非常迷人的理论，给分数量子霍尔效应一个很自然的解释。”
后来，物理学家又发展了从费米-狄拉克到玻色-爱因斯坦的二元性玻色子图景。在这一图景中，人们对劳克林波函数和分数量子霍尔效应有了更好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说，物理学家们已经抓住了现象的物理本质：这种现象是由“规范不变性”这一普适原理所决定的。
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的深刻的物理内涵，自从1982以来，长期吸引了实验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的关注，这在物理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在过去的20年中，实验物理学家进一步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系统的许多令人惊奇的特性，理论物理学家则着迷于这类系统的丰富结构。其间，物理学家们曾认为已完全弄清了分数量子霍尔系统并决定结束这一课题，但是新的实验发现和新的理论解释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再次回到这一课题上来，而且每次都带来一种全新的认识。目前，物理学家们对是否已完全理解了分数量子霍尔系统的所有细节，是否还有新的东西有待发现等问题还没有终极的答案。他们还远未完全理解分数量子霍尔系统，他们所探讨过的只是一个令人神往的高品位“金矿”的一角。
尽管人们还尚未完全理解分数量子霍尔系统，但这一发现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这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物质状态，包含着一种全新的秩序，改变并扩大了我们对物质状态的基本理解。
如果说，整数量子霍尔效应的发现揭示了二维电子系统，在强磁场下呈现的宏观量子化现象，并对电学测量方法产生了革命性的意义，那么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则表明，在更强的磁场下，由于强关联效应（Strong Correlation Effect），二维电子气体形成了一类新的量子流体——分数量子霍尔液体，它是一种全新的物质状态，这种状态包含一种新型的秩序——拓扑秩序。
这类新的量子流体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验上，都将有力地促进人们认识强关联电子系统的物理性质。可以相信，作为凝聚态物理的新颖而重要的领域，分数量子霍尔效应还将引出令人惊奇的新结果，将开拓微电子时代的新领域。崔琦认为：
至于如何应用这个新理论现在还不清楚，但它是客观存在的，它揭示了电子的一种全新特性，目前主要还是在思维方面有更多的价值，主要是为人们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崔琦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期间，有一次出席巴尔的摩召开的一次物理学会议上，遇见了昔日的导师斯塔克教授。他告诉导师说，作为基督教徒，自己感到有一种责任和义务，对他本人曾在中国接受的教会教育有所回报，因而感到自己应离开贝尔实验室找一个教学职位。斯塔克教授对这种想法明确表示了反对：“如果上帝真的要你那样做，他就不会让你做我的学生。”
但是崔琦没有接受斯塔克教授的劝告，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了14年之后的1982年2月，还是离开了贝尔实验室，来到普林斯顿大学，承担起传道、授业、解惑的职务。崔琦这次变动的原因，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外，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教书所具有的一个独特优点的吸引：一个兼做教学工作的科学家，比一个单纯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要求在更为广泛的知识领域里跟上科学的发展，即教学相长。面对意气风发、富有创新精神的青年学子，作为教师会不断接触到新思想和新事物，既能使自己的科学事业青春常在，又能在教学中更充分地体现自身的价值。关于这一点，崔琦在《自传》中写道：
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曾问我：“为什么选择离开贝尔实验室去普林斯顿大学任教？”至今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这或许与我童年在家乡没有机会上学的经历有关？或许与孔子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关？当我独自静下来时候，常有一隐约的声音在对我说：“求知问学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试问有什么方式能比通过教学来学习知识更好呢？
2001年9月27日，《北京青年报》记者汤正宇采访了崔琦后，向人们揭示出崔琦当初决意离开贝尔实验室的另外一个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崔琦是一位沉迷于物理实验的学术人，商业与金钱的气息常常令他感到心烦意乱。1982年，也就是发现分数量子霍尔效应不久，崔琦就决定离开贝尔实验室，前往美国现代物理学的重镇——普林斯顿，理由是‘做实验又有何难？做研究报告才烦人呢’！”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许多大学都非常强调科研成就，以此来提高学校的名声和地位，而普林斯顿大学始终坚持以教学为首要任务，要求“教授应成为学生的哲学家、向导和朋友”。早在20世纪初，学校就建立了“导师制”，从而使学生和导师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再加上优美的校园环境和一流的教学设施，使学校云集了著名的专家和学者，成为青年学子梦寐以求的学习圣地。
200多年来，普林斯顿大学以其丰厚的文化积淀、纯朴的学风、严谨的治学精神为美国乃至全人类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既有包括第四任总统麦迪逊在内的许多政治家，又有3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或许是巧合，在加盟普林斯顿大学后，崔琦住的那黄色木屋距爱因斯坦当年的住宅只有咫尺之遥。每当提及此事，他总是神情激昂。
作为电机工程系的一名教授，崔琦把大量的经历都投入到从事固体物理教学和指导研究生当中。他不仅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为人师表，而且在教学与科研中常引用《四书》、《五经》中的章句，《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他常用来教育学生的经典。
1998年崔琦在普林斯顿大学实验室。
现任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教授的张锦福先生，曾是崔琦在普林斯顿大学指导的第一位博士后。在回忆起与导师在一起的日子时，他不无感慨地说道：“除了广泛的研究领域之外，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和激励者，崔琦是一位追求完美的人，他有着使一个人把事情做到最好的巨大的感召力。他所具有的非凡的凝聚力强烈地吸引着周围的每一个人，许多博士后和研究生从他的指导中受益匪浅。”
除了教学以外，崔琦还是执著于自己的科学研究事业，追求科学研究的尽善尽美。他继续围绕分数量子霍尔效应深入研究，先后发表60余篇论文。同他一起合作的研究者达40多位，这不仅体现了当代科学研究具有多方协作的特点，也体现了他善于学术交流与合作的研究风格与方法。
199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当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劳克林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贝尔实验室的施特默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崔琦教授，以表彰他们发现了一种具有分数电荷激发状态的新型量子流体。瑞典皇家科学院宣称：
三位科学家所取得的成就使人类在对量子物理的理解，以及在现代物理的众多领域发展重大概念等方面有了一个新的突破。
由于时差关系，发布颁奖消息的时间对应的是美国的13日清晨。当诺贝尔委员会打电话通知崔琦时，崔琦和太太一清早就看病去了。获奖喜讯传遍了普林斯顿而他却毫不知情。从医院回家后，他仍像往常一样在家里用早餐。当他打开收音机，才从新闻报道中得知自己获奖。尽管有些意外，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因为他还得去医院验血。
这天上午，普林斯顿大学电机工程系决定，为崔琦获奖立即召开一个新闻招待会。但大家一时找不到崔琦。他既不在家也不在办公室。最后，大家发现他像往日一样还在实验室里忙着时，才松了口气。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院院长韦潜光先生描述了当时招待会中所发生的事情：“当他还穿着那件衬衣与黑紧身套衫走进会场的时候，无数的闪光灯与照相机一起对准了他闪亮，他脸上的笑容仿佛在问：‘这大惊小怪是怎么回事啊？’……发布会上问题不断，诸如：‘您能用一句话来向一个外行解释清楚你的研究成果吗？’，‘这个发现有什么用处呢？’，还有人希望他用中文向他在中国的朋友讲一句话。崔琦笑着回答说：‘你们不能太把这当回事了，一切照旧，没有什么不同。’”
10月13日这一天，对崔琦来说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对他昔日的香港培正同学来说也是如此。
经过一番磋商，香港培正中学1957届同学决定为他举行一次庆祝会。考虑到崔琦身体不是太好，同学们起先拟将会场定在普林斯顿，但崔琦认为在纽约唐人街举行却更有意义。40年前当他还是一个穷学生的时候，暑期曾经在那里的餐馆端过盘子。他希望在那里举行庆祝会，或许能使现在千百个端盘子的中国留学生得到一些鼓励，说不定其中会有几个受到这次鼓励而成为将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11月14日，庆祝会在纽约唐人街孔子大厦举行。崔琦和太太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培正校友分享诺贝尔奖荣耀。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找他拍照和签名，让他忙得不可开交。不过，他仍然抽出很多时间陪着昔日的化学老师张启滇先生，问长问短关怀备至。
晚宴在麒麟金阁举行。一共有300多人参加，有培正同学总会会长何厚煌先生，他代表在香港的同学前来纽约祝贺崔琦的；有数理奇才丘成桐、卓以和与萧荫棠；纽约市市长和华埠侨领也应邀莅临，可谓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培正校友聚会。宴会上，美洲辉社社长李泽洲致辞颂扬崔琦的成就：“我们中国古代有科举制度，在北京考试名列第一就被称为状元。今日崔琦同学可谓全球物理科考试第一名，所以崔同学可称为世界状元。”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盛典将在12月举行。本来崔琦原定在12月要到夏威夷参加一个会议。由于他患有较严重心率不齐症，不宜长途旅行，又要出席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他只好取消夏威夷之行。他曾幽默地问家人：“是到天寒地冻的斯德哥尔摩，还是到风光明媚的夏威夷？”最后还是选择了斯德哥尔摩，他说：“这是社会给我的殊荣，所以我想这是惟一恰当的方式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感激。”
12月7日，崔琦偕同妻子和两个女儿一行飞抵斯德哥尔摩。
按惯例，每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应作学术报告，即诺贝尔演讲。12月8日下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作演讲报告。在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崔琦年龄最大，也是第一位报告人。他的报告是《强磁场下二维电子气中的无序作用与相互作用》。他一开始就简单介绍这一研究的起因：
在这次演讲中，我将概括描述这些年来，在低维半导体电子学研究与探索中，或者，是在更简单的二维系统的电子性质研究中，我所获得的物理知识。总之，被限制在异质半导体材料界面中的电子，通常和二维普通气体颗粒的行为类似。然而，在低温和强磁场极限条件下，电子表现出新的物理现象，这些现象反映了电子-电子相互作用、电子-半导体缺陷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首先，让我回忆一下早期的研究工作，正是这些研究引导阿尔特·戈萨德（Art Gossard）、霍斯特·施特默和我在研究探险之路上，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FQHE）[2]。
接着他详细而简明地介绍了这方面的研究。在演讲结束时，他对所有参与这一发现给予帮助的人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必须强调，最初若没有阿尔特·戈萨德的参与，霍斯特·施特默和我对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的探索之旅就不会开始。如果没有朝气勃勃的研究生们和博士后助手们的辛勤工作、聪明奋进，没有贝尔实验室、普林斯顿大学和其他团体的同事们贡献和协作，要把此旅程坚持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的，他们是……[3]这些材料领域的专家朋友们给了我最有价值的支持，使我的研究事业得以继续，他们教给我半导体材料和技术的基础知识，并常给我们提供实验中所需的样品。
他以简洁明快的语言，介绍了自己与施特默在1982年作出重大发现的经过。最后，他再次向许多同事、合作者，以及曾参与他的研究项目的学生表示衷心感谢。
12月10日是诺贝尔逝世纪念日，隆重的颁奖仪式也就在这天的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大厅举行。参加颁奖盛典人员有王室成员、获奖人的家属、瑞典政要、各国大使和青年学生等。
1998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盛况（崔琦坐在前排最左边）
音乐大厅布置洁净典雅，场面却宏伟壮观。大厅的舞台中央，端放着诺贝尔的古铜色坐像。舞台上还有6排围成半圆形的座位，它们是供诺贝尔基金会的委员和其他重要人物坐的，在这些座位前方的左边有9把红色的椅子，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坐的；右边有3把蓝色和金黄色的椅子是供国王、王后及国王姑母坐的。
大厅舞台下最好的位置是舞台前右方的第一排，崔琦的夫人就坐在那里，右边是她的两个女儿艾琳和朱迪思。坐在琳达左边的就是国王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公主。
下午4点45分，大厅里肃静下来。伴随着音乐，国王、王后等王室成员面带微笑从舞台的右边款款进场，这时，全场起立。诺贝尔奖获得者们在两位小姑娘的引导下，从舞台的后方走出，崔琦走在最前面。这时厅内乐声、掌声交织一起。崔琦等获奖者按照既定的次序坐在自己的红椅子上。崔琦坐在最左边第一把红椅子，与观众离得最近。
接着，诺贝尔基金会主席用瑞典语发表了长篇讲话，介绍各位获奖者及其贡献。随后开始颁奖。
首先颁发的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崔琦是第一个领奖者。国王和所有的参加者都起立。国王走上颁奖台，崔琦走向国王，国王用左手把诺贝尔奖章和证书递给崔琦，然后两人右手紧握。这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小号声。
国王后退两步，崔琦首先向国王鞠躬，然后左转向诺贝尔委员会的委员们鞠躬，右转向观众鞠躬，最后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在崔琦之后登台领奖的是施特默和劳克林。在一段轻松的音乐之后，依次颁发的是化学奖、医学奖、文学奖和经济学奖。
崔琦的斯德哥尔摩之行，不仅标志着他的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同，也是全世界华夏子孙的一大盛事，正如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所讲：
崔琦获得1998年诺贝尔奖的消息，虽然不出乎物理学界的意外，仍然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欢欣。我相信这是所有华裔人士的共同感受。
崔琦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证书和奖章。
由于少年时代生活在中国，并熟读了《四书》、《五经》，因此崔琦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较深刻的领悟。尽管高中毕业后一直生活在美国，但他的为学为人却依然保留着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印记。完全可以这样说，他仍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学者。
谦虚、诚实、与人为善和尽力帮助他人，是崔琦做人的基本准则。他的这些基本准则的形成与他从小接受家庭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他父母亲身上所体现出的与人为善、替人解忧的高尚人品曾受到左邻右舍的高度赞扬，也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使他从小就懂得了什么是做人的美德。事实上，保持并发扬中国传统美德也是他走向人生辉煌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参加1998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后的第2天，即12月12日，崔琦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参加了为中国留学生举行的座谈会。他不仅谈到了自己的学习和科学研究，还谈到了为人处世之道，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他认为，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之一，海外学子千万不能丢掉这笔财富，要好好地掌握它、继承它和发扬它。他还对留学生们强调说，要在相信自己的同时，也要相信别人。只有向别人敞开胸怀，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帮助。这一点对于到异国求学的中国人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要承受比别人更大的压力。如果不能与周围的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就很容易陷入孤立。
尽管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辉煌成就，并赢得了诸多荣誉，但他一直保持着谦和与友善——穿着朴素，说话慢声细语，脸上经常挂着微笑，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处处表现出儒雅的学者风度。他心胸开阔，从容淡泊，心静如水……不愧是一位令人敬佩的科学大师。
1998年10月13日，当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喜讯传到普林斯顿大学时，在那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由此成为该大学在物理学领域的第18位获奖者。但他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对于他所在的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来说，还是前所未有的。难怪学院院长非常骄傲和兴奋地说：“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这么一位。”
普林斯顿大学为他专门举行了庆祝会。面对师生的热烈祝贺，他只是微笑着点头道谢，感谢学校及同事们的支持与协助。当电机工程系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临近开始时，却一时找不到他的踪迹，最终还是在实验室里发现了他。他是被校方“逼”上记者招待会的。而直到这时，他还未曾把自己获奖的消息告诉给已经外出的夫人和在外地的两个女儿。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问及他有何感想时，他回答说：“不必把它看得太认真，生活依然继续，我也将像往常一样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埋头于物理学研究，因为那是一个令我感到其乐无穷的世界。”
在整个记者招待会上，崔琦回答记者提问所占用的时间，加起来总共也不过三分钟。这与他在实验室里说起自己的科研项目时的那种侃侃而谈的表现真是判若两人。他那东方式的谦逊和一颗平常心给所有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9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期间，在大学师生们的要求下他谈及了自己的获奖。他说这是幸运使然，其实他自己并无任何的特质，只是对自己所研究的东西懂得一点点，在其他很多地方的知识甚至还比不上在座的大学生们。
他还说，自己教书30年来接触的许多人都是在中国长大的理科学生，他们往往比较缺乏自信，而且往往要知道会有什么收获才去做。相反欧洲学生具有冒险精神，只要认为很有意思、很有挑战性，就会踏踏实实地去做。
那么，对于中国年轻一代，如何才能成才呢？在2001年接受记者汤正宇的采访中，崔琦道出了他的人生经验：
我个人比较相信“信”、“望”、“爱”这三个字，也就是说要有信心、有爱心、有希望。我愿意告诉年轻人的是，要有信心，要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能做事情。我特别想强调，我们中国在农业时代有一句话叫做“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就是要脚踏实地地做事，如果是做像我这样研究的，特别要自己领悟出每一个物理规律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不是光背或抄别人的。不能因为哪位名人说过或做过，就跟着照做，要自己去了解。我们以前传统文化比较注重背诵，我们100年前的考试都是八股文，做诗也是按照格式填进去，自己没有真正的了解。所以，我想一方面需要我们独立思考，另一方面又需要我们脚踏实地。
1951年离开家乡到香港读书时，他曾给家里多次写信，介绍自己在香港的学习情况，说他很想家，很想回家。在美国读大学时，他把自己课余打工的所得全都寄给在家的父母，但由于种种原因，父母无法收到。在研究有所成就后，有一次姐姐崔珂去探望他，他拿出一本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红色院士证书，说是献给母亲的，姐弟俩还为此不禁伤心落泪。
关于崔琦对父母亲和家乡的怀念，崔琦的大女儿艾琳讲过许多感人的故事。艾琳说：“父亲少小离家，原以为是短暂的片刻，未料到却是生死离别，至今他仍存有复杂的悲伤情结，不忍再访故里而触景生情。”
艾琳还回忆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年春天，他父亲在自家的后院发现了一只半冻僵的蝉，由此引起了他对家乡的久久回忆。小时候常以昆虫当作宠物的情景一幕一幕地浮现在他眼前。这只蝉后来一直被放在他父亲的桌子上的一只盒子里。
崔琦对故土的眷恋之情，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两个女儿，她们都曾上过中文学校。艾琳为了更透彻地了解和认识中国，曾参加了到武汉的交换生学习和在南京大学的学术交流。在武汉学习期间，她还亲自到父亲的故乡河南寻根问祖。使她大感吃惊的是，在这个小小的乡村里，竟然有许多人知道崔琦是一位世界级的大学者。
崔琦十分关心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尽管他晚年以后心脏不好，经受不住长途旅行，但他还是于1979年、1984年和2003年三度来北京讲学，1986年和1999年两度访问香港。
2000年6月，经中国科学院第10次院士大会无记名投票，崔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第四批外籍院士。
在2003年12月访问北京时，崔琦又被清华大学聘请为名誉教授，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讲座教授”荣誉称号。
在这次访问中，新闻记者采访了他。记者问：“有媒体报道，河南宝丰县正在您的老家范庄建造‘崔琦旧居’，您对此有何看法？”崔琦回答说：
首先我要感谢父老乡亲对我的厚爱，但我的意见一是一定不能让老百姓捐钱，二是最好把旧居辟为小学或图书馆，让它能对老百姓有用。
在崔琦身上，科学的求真与为人的立德，科学的求美与为人的温柔敦厚，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这是中西文化有机融合的典范。
[1] 德哈斯-范阿尔芬效应指的是，在低温下强磁场中金属的磁化率随磁场倒数周期性振荡的现象。
[2] FQHE为FractionalQuantumHallEffect的缩写。
[3] 崔琦在这儿提到41位同事和研究生的英文名字。本书作者在引用时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