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受尊重，并不是他有什么奖，而是靠他的努力。……只要一个人好好努力，在社会上奉献出自己的力量，他就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真正伟大的人。
李远哲
李远哲教授
1986年12月10日晚上，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金碧辉煌的音乐大厅里，正举行一年一度诺贝尔奖授奖盛典。当年的化学奖被授予美国物理化学家赫谢巴赫（Dudley R.Herschbach）、华裔美国物理化学家李远哲和加拿大化学家波拉尼（John C.Polanyi）。瑞典皇家学院福森教授在颁奖词从人们都十分熟悉的燃烧现象讲到获奖者重大的贡献：
燃烧的火焰——这种每天常见的现象迷惑并吸引着我们中的许多人。这种化学反应可以产生热量和光，它在历史上曾不断改变人类的生活条件，它同样也促进我们所在的北部地区文明的发展。但同时燃烧反应中生成的产物逐渐积累起来，开始改变大气，并极有可能影响地球的气候。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燃烧的火焰是一种神奇的复杂现象。空气中的氧气与有机分子中的碳和氢进行反应，形成多种简单的产物，这些产物常常是不稳定和容易发生反应的。原子脱离反应分子，一个反应中产物成为另一个反应的反应物，数十乃至数百分子的反应同时进行。阐明这些变化的细节是科学对人类的挑战。
许多科学家接受了科学对人类的这一艰巨的挑战，其中大多数几百年来默默无闻地在实验室奋斗终生，为人类对这一领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没有他们聚沙成塔的默默耕耘，就不会有李远哲日后的辉煌。
1936年11月19日，台湾新竹市武昌街一座老宅子里，一位小学教师李泽藩家里，第三个孩子出生了，这是一个男孩，在他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这个男孩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人公李远哲教授。
李泽藩的祖辈在清朝康熙年间移居到台湾新竹，从此这一家李姓人家就在新竹繁衍后代，延续至今。李泽藩开始上的是私塾，后来有幸考取了台北师范学校，并在一位日本籍美术教师石川钦一郎的影响下，开始热衷于学习绘画。师范毕业后，他就在新竹第一国民学校任教，在教书之余不断作画，探讨艺术理论。他一生淡泊名利，却又自强不息，从不懈怠。李远哲教授在《我的父亲》一文中，表示了他对父亲深深的敬爱：
说到父亲的辛勤，我们兄弟姐妹就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的。他是一位非常努力工作的教育家与美术工作者，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父亲懒散过。也许他选的专业——木刻画，是他的嗜好，也是他的专长。辛勤工作与人生的享受，对他来说永远没有矛盾。
李远哲的母亲蔡配毕业于彰化女子高中，以后就在台中一所国立小学教书，后来认识了李泽藩。婚后他们共有8个子女。这些子女后来都有不凡的成就，其中有4个是博士，如果加上女婿和媳妇，共有7个博士，是武昌街上有名的“博士之家”。
当李远哲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之后，常常有人询问蔡配女士对儿女教育的方式，她总是温和地回答说：“都是让他们自由发展啦。”她强调说，对子女教育的态度应该采取开放式的做法，家长强迫子女学什么，是自私的表现；但是她也从不纵容孩子。
由于父母教育有方，所以李远哲一再强调，父母的家教得法是他日后获得成功的关键。而且父母刻苦工作培养子女，从不怨天尤人，这种坚韧的精神，对李远哲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
1943年，7岁的李远哲开始上学，五年级他练习打棒球，曾参加校队在全省比赛中得到好名次；六年级他又开始打乒乓球，结果他和同学为学校争得了全省小学乒乓球冠军。后来李远哲在回忆这段“光荣历史”时，还颇为骄傲地说：“我可以把球打到对方球台上的任一指定点，误差决不会超过两公分。”
读初中时，李远哲在学习上开始坚持独立思考，不随大流，更不牺牲自己的原则。有一次几何考试，老师出了5个题，李远哲本可以用老师讲的方法去解，但他选择了与老师讲的不同方法解出这5个题。结果令李远哲惊讶和不解的是老师只给了他零分。做事认真的李远哲对老师说：“老师，我的方法虽然和您的方法不同，但是我并没有错呀。”
幸好这位老师很尊重学生，他让李远哲在课堂上对全班同学讲一讲他的解法。李远哲在黑板上分析了他的解法，结果同学们和老师都觉得李远哲的解法不仅正确，而且更简捷利索。老师表扬了他，还把零分的成绩改为100分。
像李远哲这样喜欢独立思考的学生，一般不会是大多数老师喜欢的“好学生”，但李远哲并不从俗和随大流，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我常常想，照老师说的那样去做，就会对人类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吗？我常常觉得不是那样的，我总是觉得应当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做一个有用的人。
为了能做一个“有用的人”，李远哲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把父母偶尔给的零用钱拿去买书，由于大量阅读，李远哲的眼界逐渐开阔和明亮了。到了中学，李远哲爱买书和爱看书的习惯没有改变，他曾经说：“我几乎每天看一本书。”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两本书：一本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另一本是居里夫人的女儿艾芙·居里写的《居里夫人传》。
李远哲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翻译并由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1月出版的。打开这本书的第一卷，李远哲立即被“译者献辞”深深打动：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远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更新。
30年以后，李远哲还能背出这段献辞，可见这部名著对他有多么深刻影响。以后在他科学征战的艰难旅途上，这部著作隽永的哲理思想，无数次给他提供力量，使他永远热爱生命和挑战，一次次从逆境中崛起。
《居里夫人传》对李远哲选择自己的理想起了重大作用。李远哲在读完《居里夫人传》后曾激动地说：“我第一次感到当科学家不仅能从事很有意义的科学研究工作，而且能够享有非常美好的人生。”
什么是李远哲心目中“非常美好的人生”呢？在他的回忆和演讲中，可以看出那就是居里夫妇拒绝利用发现镭而发大财的那种忠诚于科学精神的人生道路。当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想创立制镭工业而求助居里夫妇时，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取得专利，就可以摆脱穷困，过上富裕的生活，还可以有一个好的实验室。但居里夫人面对这种诱惑的时候说：
“我们不能这么办，这是违反科学精神的。……物理学家总是把研究全部发表的。我们的发现不过偶然有商业上的前途，我们不能从中取利。再说，镭将在治疗疾病上有大用处……我不能借此求利。”
居里夫人女儿艾芙·居里写的《居里夫人传》商务印书馆中译本封面。
《居里夫人传》对正在成长的李远哲有着深深的影响，使他后来在科学的征途上有了一个鲜明的坐标。正如后来他在一次演讲中所说：
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往往会影响到一个人做科学的结果和成绩。……在日常生活里很认真，对于是非善恶分得很清楚的人，有严谨生活态度的人，往往是科学上做得比较好的。这就是科学的态度。如果日常生活里，很多事情都妥协了，是也好，不是也好，老师说了就是了。抱这样态度的人，往往不能成为很好的科学家。我觉得生活得严谨、生活得认真，这是成为优秀科学家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他曾经写信给他的弟弟远钦说：“如果你不多读些正经的书，也许你对事物的看法想法，都会永远很幼稚，精神年龄永不会增高。我希望你能在阅读书籍的正确道路上，能够自己找出自己的理想，找出人生最正确的途径。”
1955年，李远哲高中毕业时成绩优秀，被保送上台湾大学。但他在高中有一次差一点翻了船，那别说保送上台湾大学，连有没有资格考上大学都很悬乎！事情的起因是李远哲对中学的一些规定不够重视，得罪了训导主任。当时中学为了防止学生闹学潮，采取了强化对学生的管制，星期六下午和平时的文体活动时间，一律用来上课。这种规定让李远哲和一些同学十分反感。有一次，李远哲利用自己当班长的职权，带领全班学生去爬山，在高兴之余没能参加每天放学前降国旗的仪式。训导主任平时就对这个有些“讨厌”的学生感到恼火，所以抓住这次机会在期末要给李远哲一个厉害看，极力主张把他的操行成绩给一个“丙等”。幸亏李远哲的班主任据理力争，才得了一个“甲等”。
如果真得“丙等”，不但保送不可能，就是考试成绩再好也未必能被大学录取。对这次事件李远哲曾说：
如果从台湾的标准来看，我并不是大家希望的好学生。因为我小时候很顽皮，很好玩，绝不属于好学生。在中学时代，我也是训导处讨厌的人物，在军训教官的眼中，操行常是丙等的学生。但是，我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有目的，只是不希望自己变成社会教育制度下的牺牲品。
虽说最后获得了保送的资格，但李远哲却不稀罕这种恩赐，他原来想放弃保送资格参加考试，显示自己的真实本领。但他的母亲坚决反对他的这种放弃，最后李远哲听从了母亲的意见，没有放弃保送台湾大学的资格。
父母想他在大学学习医学，因为他们家子女八个，而父母收入微薄，所以希望他从事收入丰厚的医生职业，以缓解家中的困难。李远哲考虑再三，没有完全听从父母的这一意见，而选择了台湾大学工学院的化工系，想将来当一名工程师。但到了二年级时，他觉得自己更喜欢那种追究更本质、更深刻问题的学科，不太热衷应用性强的学科，因此他决定转入理学院的化学系。这样，他又进一步远离了父母初始的期望。
我们也许还记得，杨振宁和李政道在进大学后都因为差不多相同的原因，改变了自己第一次的选择，重新选择自己钟爱的专业。可见，由自己选择自己热爱的专业，对年青人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只有热爱自己的选择，才有可能在今后作出奇迹般的贡献。他们的父母都没有横加干涉，更是他们的大幸。
台湾大学现在是比较有名气的高等学府，然而在李远哲保送台湾大学时，无论是在师资，还是在学校设备上，都不能让人满意。当时在大学生中流传着一个笑话：“在台湾大学读书，那是一流的学生在二流大学里跟三流教授做研究工作。”
一流的学生那的确不假。前面丁肇中求学时代就写道，丁肇中虽然后来得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当他考大学时还没考上台湾大学，由此可知，考进台湾大学很不容易。关于“三流教授”的说法也不假，但好在台湾大学比较开放，学生思想活跃，学术空气也相当自由，这样就给予了李远哲相当大的独立活动空间。他没有埋怨老师，而是积极利用假期及其他空闲时间，埋头苦读，充实自己的知识功底，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
在二年级时，李远哲对自己学的课程产生了某种困惑，就问一位高年级同学：
“如果在往后的几年里，我好好努力，会成为一名好的科学家吗？学校里所开设的那些化学课真的那么重要吗？是成为化学家的必读之书吗？”
那位高年级同学考虑了一会儿说：“不，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新兴的学科，如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等，都对化学有重大影响，但是化学系里既没有开设这些课程，也没有人能教这些课。因此，如果想学好，就到物理系多选几门课吧！”
李远哲还请教一位叫张昭鼎的同学：“请问，你以为哪些课是化学系学生必需读的？”
张昭鼎回答说：“热力学不可不读。”
于是在1956年暑假时，刚结束大学一年级学习的李远哲借了一本美国人刘易斯（Gilbert N.Lewis）和兰德尔（M.Randall）合写的《热力学》，在宿舍里与张昭鼎一起读起来。但阅读起来困难很大，一是热力学本身不容易学，二是他们的英文水平不高，读起原著有些力不从心。但他和张昭鼎还是克服一切困难，用一个暑假把它读完了一大半。当时李远哲多么希望有人指导他们的自学啊。有一次，他找到一位老师请教热力学第二定律里的一些比较深奥的内容，那位老师只说：“李远哲，你还太年轻，用不着读这些东西。”李远哲说：“没关系，您解释给我听吧。”这时那位老师没有托词了，只好老实承认：“其实我也不太懂。”
1987年5月，李远哲在北京大学作《我走过的生活之路》演讲时说：
大一暑假，我跟两位年长的同学商量好，这个暑假不回家，留在学校里学热力学。刚一开始讲，一个同学就说太难了，他不继续学了。只剩我跟另外一个高我两届的同学，在台大第八宿舍里，每天他讲一章我讲一章。那时我们用的书，对大一学生是比较难的，当时英文又不好，拿本字典，翻翻念念、你讲我讲，非常辛苦地把一本书的大半念下来了。
读大学二、三年级时，李远哲又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一个读书小组，在郑伯昆助教的帮助下，开始攻读近代物理学的一些著作。读的方式仍然是每个人轮流主讲一章，然后大家一起讨论。通过这种有效的自学方式，李远哲学到了不少近代物理知识，为他以后从事物理化学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读大学期间，还发生一件看来似乎与学习和后来做科学研究无关的事情，但仔细琢磨一下，仍然可以发现其中有千丝万缕的关联。那时台湾的经济情况很不好，人们生活相当贫困，许多学生拿不出钱交学费和伙食费，就只好找一些临时工作赚一点钱弥补不足。有些学生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出去打工或做家教。
学生宿舍的条件也很差，十个人合住一间寝室，合用一张大桌子。做作业时就把桌子上的东西放到床上，睡觉时又把这些东西再搬到桌子上。最令人不愉快的是伙食办得太糟。说起来也许有人不能相信，早饭是15粒花生米和一碗稀饭，中饭和晚饭是一盒饭外加一点有盐没油的菜，站着几口扒下就完事。
那时，台湾大学的学生伙食由学生自己办，一般由一栋宿舍里的某一寝室的学生领头。由于不少学生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往往出现办伙食的人不交伙食费的恶劣现象，还有一些不交伙食费的人混饭吃，结果伙食越办越糟。大家都有一肚子意见，但又都没有好办法，只好唉声叹气，怨天尤人。
李远哲是一个不喜欢怨天尤人的人，他决心改革办伙食中出现的恶劣风气。他认为伙食这样办下去有两大坏处：一是伙食不好影响到大家的身体健康，二是这种不正之风会损害正在成长的同学们的心理健康。于是，他主动提出办伙食的建议。在他的带领下，他们寝室的同学彻底改变以前的坏风气，非常认真和努力地办好伙食。他们走出校门调查粮食、蔬菜和肉食的行情，以最廉价格买回优质粮菜，并合理安排菜谱，及时公布账目，杜绝循私舞弊。
结果他们宿舍把伙食越办越好，大家感到又舒服又实惠。半年之后，其他宿舍的学生也纷纷要求李远哲寝室的人为他们包办伙食。学校知道这件事后，还专门表扬和嘉奖了李远哲和同寝室的学生。后来，李远哲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还高兴地说：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训导处的嘉奖。因为我们伙食办得认真，使其他同学也跟着认真办起伙食来。我们成了一个榜样，使其他人知道该怎样改善不良环境。……年轻人应该动手改善不良环境，不能够总是抱怨、发牢骚，更不能怨天尤人，逃避现实。
初看起来，抓紧一切时间努力学习的李远哲，怎么会“浪费”时间来办伙食呢？这岂不影响了他的学习？但李远哲不这样看，他认为做科学研究和做人一样，都要在不利的环境下主动改造和改变不利的一面，如果遇到不利的环境就只知道发牢骚，只知道怨天尤人和灰心丧气，不仅在做人上有缺陷，就是在科学研究上也不可能作出大的成就。以后李远哲在科学研究上遇到的种种坎坷、困难，比办伙食遇到的困难大多了。
中国古代有很多名言就是告诫学者应该“躬行”，如：“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李远哲不是“贵于知之”的书呆子，而是“贵于行之”的改革家、实干家。他从青少年时期就自觉地重知又重行，故天必降大任于他！
1959年6月，李远哲毕业于台湾大学，获得理学士学位。在台湾大学4年时间里，他的平均成绩84.88分，专业课大多是在80分以上，工业化学分数最低，只有68分，而微积分这门数学课他的考分也不高，两学期都只有70分。成绩最好的是俄文，两学期都是满分。
从他的考试成绩看来，他显然不是最好的学生，大约只能算个中上等。但李远哲并不太在意自己是不是考到最高分，他关注的是自己的知识结构合不合理，研究能力强不强。他曾经说过：
一般说来，中国的大学知识传授是做得很不错的，但在现代社会里要充分注意学生将来从事科研的能力。大学应该提倡启发式的教学，而不应只是被动性地传授知识，把学生弄得太忙不是好现象，比较好的做法是要让学生有一点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使他们能够发展自己的兴趣，学一些自己想学的东西。如果大学毕业时，同班学生所吸取的知识都是一个样，则这种状况是不能令人欣慰的。
……回忆起来，当时大学虽然设备条件不好，师资力量不太强，但却有自己学习的时间和环境，从反面变成了正面，使自己没有浪费许多时间去做没有意思的事情，而是能结合自己的兴趣学习不少物理知识，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9年夏季，李远哲考取了新竹市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这时他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打算，决定将来从事自己喜爱的物理化学研究。在当时物理化学还是一门兴起不久的边缘学科，有广阔的和待开发的处女地，是年轻学子大显身手的好地方。
那时新竹清华大学有比较先进的实验设备，例如原子反应堆和加速器等等。李远哲利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做了不少现代物理实验，充实了自己的现代物理学知识。
在新竹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发生过一件使他一生都感到遗憾的事情。在1987年向北京市各大学学生作演讲时，他还提到这件事。事情是这样的：
1960年，新竹清华大学从日本聘请了一位名叫滨口博（Hiroshi Hamaguchi）的教授，他是专门研究放射性同位素的，后来滨口博教授担任李远哲的硕士论文指导教授。滨口博教授让李远哲分析一种名为“北投石”（Hokutolite）的晶体同位素。当他告诉李远哲应该如何分析时，李远哲觉得滨口博教授说得不对，因为李远哲在分析化学上下过一番苦功，知道许多分析方法如何具体实施。晚上，李远哲按照他知道的方法自己重做了一次，结果比滨口博教授的结果更好。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园。楼房墙上是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后来滨口教授回日本去了，李远哲把自己得到的数据写进了硕士论文《北投石放射性研究》（Study of the Radioactivity of Hokutolite）里，然后寄给滨口教授。滨口教授读了李远哲的论文后，把李远哲的正确数据又改回去了，还写了一封信说：“我是老师，懂得比你多。你的结果错了，应按我的正确结果才行。”
李远哲又写信给滨口教授和他争论，但是最后没有说服滨口教授，只好按滨口教授的意见，把这篇论文在台湾中国化学学会的会刊《中国化学》的1962年1期上发表了。李远哲后来说：“到目前为止，我仍然觉得很遗憾，这毕竟是一种封建的观念，他觉得他是老师，有权威。我觉得这是做科学研究很不好的地方。”
1961年6月李远哲获得硕士学位。此后在新竹清华大学当了一年助教，跟王企祥教授做晶体结构研究。这一年在与另外几位助手合成一种晶体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正是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他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知识和实验的动手能力。
原来，王企祥教授要他们一群青年人合成一种叫“三环戊二烯化钐”Sm（C5H5）3的晶体，这种晶体一遇到空气就爆炸，所以必须在真空里面合成。可是，实验室里除了一台抽气泵以外，连最起码的真空装置都没有。如何合成一遇到空气就爆炸的晶体呢？王企祥教授并不理睬他们的困难，反而给他们施加很大的压力：“人家都做出来了，资料是现成的，如果你们还做不出来，那一定是一群大笨蛋！”
王企祥教授似乎有点强人之所难。他的几个助手都是刚刚开始从事研究的，和李远哲的情形差不多，十分缺乏经验。但是为了不被认为是“大笨蛋”，他们几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几乎每天晚上都在讨论如何合成Sm（C5H5）3的事情。实验仪器的缺乏给他们造成很大困难，他们甚至连真空玻璃塞都没有一个！但他们几个凭着克服困难的决心，自己动手制作了不少必需的仪器部件，没日没夜地泡在玻璃制作车间，硬是制出了一台真空装置。有了真空装置，他们终于合成出了Sm（C5H5）3的单晶。
回忆这段经历时，李远哲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艰难的实验。……过了10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做出那个化合物的人在10年后得到了诺贝尔奖化学奖。[1]当时我们在台湾能做出来，算是很不错的了。”
在新竹清华大学任助教期间，李远哲在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的鼎力推荐下，有机会到美国著名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简称为伯克利大学）化学系深造。
开始，伯克利大学化学系对李远哲的申请反应淡漠，回信给他说：伯克利不了解一名台湾学生的能力，而且他们也怀疑他的英语水平是否胜任助教工作。伯克利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博士研究生必需担任2—3个学期的助教。他们相信，一个研究生如果能够同时当老师，就一定会大大有利于他的学习。这很符合中国古训“教学相长”。教书是一种最好的学习手段，美国物理学家密立根说过：“如果我想弄懂某一门学科，有两个办法：教这门课，或者以它为题材写一本书。”
伯克利大学的回信，实际上是以一种客气的方式拒绝了李远哲的申请。与此同时，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写信给李远哲，表示愿意为他提供奖学金。这一下可让李远哲为难了，一方面他非常想去伯克利大学，那儿有许多优秀的化学家，还有最好的实验室，但是他们似乎不大愿意接受他。看来李远哲只好在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中选择了。
伯克利大学图书馆。高大的红杉四处挺立，校园一片绿色。
正在决定选择哪一所大学的时候，由于伯克利大学一位叫布鲁尔的教授很看重李远哲，在他的极力推荐下，伯克利大学改变了意见，同意接纳李远哲为博士研究生。对李远哲来说，这是他人生旅途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李远哲到了伯克利以后，除了美丽的校园让他满心喜欢以外，那散布校园各处的实验室，如劳伦斯实验室，空间科学实验室，化学生物机能实验室，癌症研究实验室……更使他无比振奋，他庆幸自己选对了学校。
到了选导师时，李远哲可以在马翰教授和赫谢巴赫教授两人中选一个，在与许多教授讨论后，他决定选择马翰教授作为自己博士研究生的导师。马翰的实验室和赫谢巴赫的实验室正好相邻，还有一间是共用的。因此，李远哲可以观察两位教授的指导方法。结果，他发现他们两人指导研究生的方法很不同。赫谢巴赫比马翰的名气大很多，整个的研究计划也相当完整。李远哲说：
做赫谢巴赫的研究生，可以得到很多的指示：化学反应是怎样的，实验先从哪里开始……但是我跟马翰教授，他很少指导我，总不告诉我应该怎么着手。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我跟他讨论工作，问应该怎样做实验，他说：“如果我晓得怎么做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正是因为我们不晓得怎样做才需要研究。既然你接受了这个任务，就要好好地研究研究，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听了马翰教授的指责，李远哲不免觉得不服气，认为马翰教授的指责有些莫名其妙。再加上他想到有时问马翰教授一些科学问题时，他的回答很不中肯，因此心中不免失望。李远哲在摆脱了依赖马翰教授的想法以后，决心像在新竹清华大学做研究那样，自力更生，独立创造自己的未来。
1965年6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获得了博士学位。也许因为他的研究是自己闯出来的，所以在回忆中他说：“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学会了很多东西。”
获得博士学位后，李远哲又在伯克利大学化学系和劳伦斯实验室作了一年半的博士后。指导老师仍然是马翰教授。这时李远哲更明白，作博士后全靠自己努力了。正好马翰教授需要到英国度假，临走时他给李远哲留下一笔钱和一句话：
“你可以签名用这笔钱做你需要的仪器。好了，再见！”
扔下这样一句话就拜拜了，什么具体指示也没有。在接下来的9个月时间里，李远哲全身心投入到新仪器的研究、设计和制造中。从1960年代起，李远哲就开始对微观（分子）反应动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关于微观反应动力学这儿先不详细讨论，到下一节再做简单介绍，这儿只需说明他研制的仪器，就是要通过实验测量参加化学反应的分子间相互作用的动力学量（如反应前后角度、速度、能量等）的改变。这是一门刚兴起的研究，可以借鉴的资料真是少之又少，一切都得自己来干。有许多物理学方面的问题，他可以向物理学家们请教；设计图不会画就请机械工程师帮忙。但设计图画好以后，修改多次仍然不合自己的要求，后来他干脆自己学着画设计制造图。没有想到两个下午就学会了，于是自己画图，有些零件还得自己去做。
李远哲在边设计边制造的过程中，写了很多报告，请秘书寄给马翰教授看，但马翰教授大约根本没有看。因为李远哲在回忆中说：
马翰教授回到伯克利以后，看到我的仪器好像很惊讶，特别不高兴我研制的“质谱仪”，因为与他想象的不一样。“做质谱仪怎么不问我？我做过的。以前你问我的东西我不懂，但至少这个我懂。”经过很多解释，他才知道我不是胡乱这样搞的。这个仪器很不错，可以看到角度分布、速度分布，在那时这个仪器的性能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从李远哲的叙述中可以知道，他设计的这个仪器比质谱仪复杂多了，它可以研究化学反应中分子或离子在反应后角度和速度（即能量）的分布。但马翰教授没有在反应动力学方面做过深入研究，因此他也插不上手，只能由李远哲自己独立研究。到了1967年，李远哲又在《物理化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和同位素氢分子反应中能量和角度分布的产生》。
在回忆这段时期的研究时，李远哲说：“我在台湾是很努力的，但是真正懂得怎样动手设计仪器，以及怎样做研究工作，那还是在伯克利大学跟马翰教授做博士后的时候。”
有一次，李远哲与赫谢巴赫的一个博士生讨论一个问题时，他很惊讶地发现那位博士生并不懂得怎么做科学研究，似乎根本没有什么思想，倒好像只是赫谢巴赫的两只手。后来他又和那位博士生讨论许多问题，发现他很多知识本应该知道的却都不知道。通过这件事李远哲才第一次认识到，以前埋怨马翰教授不指导自己是不对的。在马翰的实验室里，每个研究生必须独立自主地工作，这样反而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中国有句民谚说得好：“师傅领进门，学艺靠个人。”李远哲从新竹清华大学到伯克利大学都只能靠自己努力打拼，从一开始就不依赖导师，较早地进入独立创造的境界。
1967年1月，31岁的李远哲完成了博士后的研究。
美国物理化学家赫谢巴赫教授，1986年与李远哲同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这以后的去向让李远哲颇费了一番思考。赫谢巴赫教授在1963年就从伯克利大学转到了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建立了他领导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研究的是化学反应中微观分子反应动力学。赫谢巴赫发明了“交叉分子束方法”，用它来研究分子或离子间的碰撞，由此可以从微观的角度深入研究化学反应的过程。
在物理学的粒子物理研究中，物理学家早就利用粒子间的碰撞来进行微观物理学的研究，但化学家却因为缺乏物理学的训练，没有引进这种更现代和更精密的研究方法，直到新一代化学物理学家成长起来，这方面的引进和研究才逐渐成为现实。虽然化学家使用的分子束碰撞仪与物理学家使用的粒子加速器在原理上相同，但是，化学家的碰撞研究与物理学家的碰撞研究有很大的不同。在物理学里，构成原子的粒子的质量，比化学中的分子的质量要小得多，但是粒子内部的作用力（强相互作用力）十分强大，在做实验时必须把粒子加速到接近光速，然后使它们迎头碰撞，在这种能量极高的碰撞中，粒子才会发生变化，物理学家才有可能获得新的发现。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加速器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电子对撞机，它的加速环在地下100米处，环的周长27千米，其能量高达17—40TeV（1T=1012eV，eV为电子伏特）！
而分子的情况不同，分子的结构虽然很复杂，但分子内部的作用力不强。要使分子相碰撞并产生新的结果，关键不在于提高分子束的能量（即提高它们的速度），而在于如何设计巧妙的仪器，使两股分子束在这种仪器里以一定的角度相撞时，化学家能够准确、精密地测量和分析每一个反应的详细过程，从而揭开化学反应中的奥秘。
赫谢巴赫以交叉分子束（cross molecular beam）和激光为工具，把两种发生化学反应的分子利用物理学方法，让它们从不同的方向以分子束的形式，飞到指定的地点并发生碰撞，在这指定的地点设置有各种观测仪器。通过各种适当仪器的观测，着力于对反应产物角动量的测量和理论研究。这样，从前只能从宏观上定性研究的化学反应，现在可以从微观定量上研究其反应动力学。
李远哲对微观化学反应动力学早就有了兴趣，在伯克利大学就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深入的研究。如果想继续在这方面研究下去，他认为应该到哈佛大学赫谢巴赫实验室做研究。
李远哲到了哈佛大学赫谢巴赫实验室以后，他发现赫谢巴赫在离开伯克利大学4年的时间里，研究手段好像还是老样子，没有什么改善，尤其是技术水平没有什么改进，这使李远哲颇有一点失望。而在这几年里，李远哲对当时分子反应动力学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作了认真分析和总结，并且发现，虽然许多人开始用分子束对化学反应进行研究，而真正取得成功的事例却很少。这是什么原因呢？李远哲认为，人们只对信号的高低有兴趣，却没有关注背景干扰，更没有对它进行分析。因此在实验结果中，由于背景干扰太强，需要的信号往往分辨不出来。为了克服这一困难，就必须改进实验仪器。
有了这种新的考虑，所以李远哲一到哈佛大学，就立即向赫谢巴赫教授提出开展交叉分子束研究的新构想。他的构想得到了赫谢巴赫教授的肯定和支持。这样，李远哲在他的科学旅途上，开始了他自己第一次开创性的科学研究。他要在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里完成设计、加工、安装、调试和读数等一系列工作，其难度之大是显而易见的。李远哲后来回忆这一段时期的工作时说：
赫谢巴赫教授给了我三个研究生一起做研究。那时，我的时间是这样分配的：早上一早到学校，就开始做实验，做到中午，然后从中午开始设计，吃饭回来后，再做实验。那一年，整整一年没有一天睡足过6小时，很辛苦的，但是终于把交叉分子束的实验做出来了。不过我要说，这种设计并不是我一个人就可以做出来的。如果金工厂的师傅，金工厂的主任不帮我搞材料，找工厂焊接，到处跑零件的话，也不会做出来的。
由于李远哲的努力，终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新建成的交叉分子束装置上得到了令人鼓舞的数据，第一次看了氯原子和溴分子的反应。1968年他与合作者写出了论文：《分子束动力学：卤素原子-分子在交换反应中短程吸引的证据》。氯和溴都属于卤族的非金属元素。
李远哲在哈佛大学设计的大型实验仪器，是世界上第一台通用型交叉分子束实验装置。它共有8层抽气装置，一个大气压射进去，检测器压力降到10-11大气压，而分压力可以降到10-15大气压。这样好的真空条件，就能很好地克服干扰大和信号小的缺陷。除了分级抽真空以外，他还巧妙地装上了超音速喷管、电子轰击型4极质谱仪，以及可转动检测系统等等最先进的设备，从而使得分子动力学在以后得以蓬勃发展起来，也使人类对原子-分子这样基元反应的过程，有了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研究基础。
李远哲后来在伯克利大学建立的分子束实验室。由照片可知，这是多么复杂的设备啊！
赫谢巴赫教授是交叉分子束实验研究的先驱者，他深知李远哲的才能和成就非同一般，他不仅肯定了李远哲的研究，还称赞李远哲是“物理化学中的莫扎特”，是“惊人的实验天才”。每次说到李远哲创制的分子束碰撞装置，总会大发感慨地说：“这么复杂的仪器，大概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出来！”
1968年10月，李远哲离开了哈佛大学赫谢巴赫实验室，来到伊利诺伊州密歇根湖畔的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是美国最著名的私立大学之一，是美国中西部地区大名鼎鼎的高等学府。
芝加哥大学在决定聘用李远哲之前，曾经请他到芝加哥大学作了一次学术报告。芝加哥大学对他的报告十分满意，于是决定聘用他为化学系的助理教授。但李远哲还有一些不放心，就问化学系系主任：“你们能够给我提供多大的实验室？如果我要做一个很大的实验装置，你们能给我提供多少经费？”
系主任回答说：“芝加哥大学没有这个习惯。不过您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学校一定给您最大的帮助，您有什么好的构想，就开始做吧！”
李远哲后来回忆接受芝加哥大学的聘请时说：
很奇怪，很多大学都有这种习惯，一开始就给你3万或10万、20万做装置，芝加哥大学没这个条例，那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做一部非常复杂的装置，需要很多的钱，芝加哥大学能马上让我着手做吗？……但我觉得一个大学请一个教授，能够无顾忌地说：“来吧！我会尽最大力量帮助你！”这种机遇，现在也并不是很多的。
就这样，1968年10月李远哲接受了芝加哥大学的聘请，而且这一干就是6年，直到1974年9月才离开芝加哥大学。
一到芝加哥大学，李远哲就开始设计一部最新的交叉分子束实验装置。开始是他一个人干，后来有4位同事加入了他的研究小组，合力研究分子碰撞实验。新的设施开始投入实验后，他们立即得到许多以往科学家根本无法做出的实验结果。1970年，他利用惰性气体分子束作为实验材料，研究分子之间的作用力。
我们知道，分子间的作用力一般都十分微弱，所以很难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惰性气体分子如氦（He）、氖（Ne）、氩（Ar）、氪（Kr）、氙（Xe）和氡（Rn）等，几乎不与其他分子发生作用，李远哲利用惰性气体的这一特点，用氦分子与氮分子的碰撞，来探讨分子间的吸引力和分子平均动能的传递现象等等。
李远哲的研究小组实验做得非常成功，仅1970年就在美国最高级的杂志上发表了5篇重要文章。其中有一篇是《交叉分子束微分弹性散射测量得到的分子间的势能。Ⅱ.氩+氪和氩+氙》。
在研究上迅速取得成果的同时，他在芝加哥大学职位上来了一个“三级跳”。1968年10月，李远哲被聘的是助理教授，到三年后的1971年10月，他被聘为副教授，再过两年，在1973年的3月，李远哲成了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这三级跳，总共只用了4年时间。没有非凡的成就，这么快的晋升是不可能的。在这几年时间里，李远哲还获得过Camille奖和Henry Dreyfus教育导师奖。
在芝加哥大学的6年时间里，是李远哲32岁到38岁人生重要的年龄段，这个阶段他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为此后走上科学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4年是李远哲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年他作出了两个重要的选择：一是加入了美国籍，二是决定重返伯克利大学。
李远哲为什么加入美国籍，这自然是人们十分关心的一件大事。1987年7月，《科技日报》记者胡永生、杜明明在采访李远哲后，写了一篇文章：《李远哲的心声》。李远哲对两位记者说：
在海外，有几件事我们是比较担心的。我最担心的是，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在学成之后，能不能回国报效祖国。……这些优秀的人才不回国，对国家是很大的损失。许多不想回来的人并不是那么自私，而是觉得回国之后没有良好的研究环境，因而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
李远哲既然担心留学的优秀人才不回国报效祖国，认为这对国家是一个损失，那么当他自己决定加入美国籍时，像他这样社会责任感极强的人，想必有一番思想斗争和挣扎的。1986年李远哲的答记者问，多少给了我们一点信息，由此可以了解他选择加入美国籍的心路历程。记者的记录大意是：
“以前上学的时候，台湾只有硕士学位，没有博士学位。若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非到国外求学不可。离开台湾的时候，并没有想会在美国呆多久，以为取得博士学位后即回台湾。但是投入研究工作以后就留下来了，这也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目前在美国有很多的研究工作，有着很大的责任，不能说走就走。若现在回台湾，是不可能在科学的前沿与国际上最好的学校、最好的研究机构相竞争的。目前在美国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里；回台湾后，大概大部分时间在实验室外。我……大概会回台湾的，但三五年之内不会。”
果然如李远哲所说，在“三五年之内”他没有回到台湾。到1994年，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教授辞去院长之职后，李远哲回到台湾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1994年距他答记者问的1986年，已是8年之后了。
至于再次回到伯克利大学，李远哲本人曾经说过：“我这辈子作了两个正确的决定，第一，1962年申请到伯克利大学念书；第二，1974年回到伯克利大学任教。”
如果分析第二次回伯克利大学的原因，恐怕主要是因为在伯克利大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劳伦斯实验室（最初这个实验室名称是劳伦斯辐射实验室）。更何况伯克利大学不仅聘请李远哲为化学系教授，还聘请他为劳伦斯实验室材料和化学专业的首席研究员。这样，李远哲可以充分借助这个实验室的优越条件，更好地进行分子动力学领域的研究，把原有的研究成绩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上。
选择回到伯克利大学恐怕还有一个原因。李远哲长期生活在亚热带气候的台湾，芝加哥大学所在地处于北纬43度左右，冬天的寒冷让他很不适应，而伯克利大学在北纬37度左右，而且面临太平洋，气候与台湾相差不远。
有了芝加哥大学取得的成就，再回到实验条件比较优越的伯克利大学，李远哲如虎添翼，迅速作出了更重要的贡献：从1974年到获诺贝尔奖的1986年的12年的时间里，他和他的助手共发表了125篇重要论文，平均每年10.45篇，大大高于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每年发表论文7.5篇的数量。在论文内容方面，李远哲取得的成就更是十分了得。
李远哲的题词
李远哲教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他的拼搏精神是分不开的。他曾经说：“也许我和一些人不同的地方是，有人遇到困难就退缩了，我却继续努力，动脑筋找出新路子来。”
一位受他指导的北京大学的学生赵新生说：“李教授每天早上大约10点钟来学校，晚上只回家吃顿饭又回到实验室工作，直到午夜才离开。”
就是靠着这种“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精神，李远哲一步一步地攀上了化学科学之巅！而李远哲也被誉为“分子束化学真正的实现者”。1986年3月里根总统在授予李远哲美国国家科学奖章时，称赞李远哲“开辟了可能性的世界”。
1986年10月15日，从斯德哥尔摩传来了好消息，这一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给赫谢巴赫、李远哲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波拉尼教授。他们三人的研究，对化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反应动力学（reaction kinetics）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使人们得以详细了解化学是怎样发生的。
李远哲获奖消息传到美国时，他正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出席一个学术会议。当李远哲那天上午在一家旅馆乘电梯准备参加会议时，有一位教授进电梯时看见了他，立即大声对他说：“恭喜！恭喜！昨晚和您在一起真是荣幸！”
李远哲听了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喜从何来？”
他还以为这位教授在夸奖他昨天晚上作的学术报告呢。等这位教授说出他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消息，他才明白这位教授为什么恭喜他了。李远哲内心当然也十分激动，而且获诺贝尔奖的消息也让他感到意外，但他没有表现很惊喜的样子，仍然像平时一样，照常参加上午的会议。与此同时，远在伯克利市的家中，电话铃一直响个不停。
会议结束后，当天他就由新墨西哥州乘飞机返回旧金山。等他一下飞机，一群记者就把他团团围住，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说：“我从来没有梦想过自己会拿诺贝尔奖，因为多年来有不少学者都在做类似的研究课题，而且很有贡献。因此我感到惊奇和兴奋。”
记者问：“得到诺贝尔奖以后，您今后的生活会不会有任何改变呢？”
李远哲回答：“我相信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为我们仍然会和往常一样，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
李远哲在斯德哥尔摩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奖章和证书。
他还半开玩笑地说：“我现在关心的就是实验室最近漏水，应该尽快修理，否则会影响学生的研究工作。”
他还对着面前100多位记者说：“我想今天晚上就回实验室去。”
那天晚上，李远哲的确与平时一样，照常按时出现在实验室里，在接受了研究生们闹哄哄的祝贺以后，一直工作到深夜才回家，让妻子吴锦丽一个人去对付那群记者。
第二天上午，他又准时出现在实验室，11点他把上《化学动力学》课的全班学生带到物理科学演讲厅。在演讲厅里他像其他学生一样，在台下很投入地观看一名英国教授所作的有关爆炸的化学实验，专心聆听讲解一个半小时。
从表面上看来他似乎和平时一样，但他的日常生活还是被打乱了。他有一次无可奈何地表示，他宁愿15年之后得到诺贝尔奖，那时他也许退休了，就不怕人打扰。
李远哲夫人吴锦丽比李远哲先知道他获奖的消息。有一位记者打电话到伯克利李远哲家中，问她得知这消息后，有什么感想。吴锦丽回答说：“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想这也是全体中国人的荣耀。”
与此同时，在台湾新竹市武昌街李远哲的父亲李泽藩先生家门口，一向风平浪静的小街，突然车水马龙，爆竹震天地喧闹起来。附近的居民始而惊异，接着才知道李泽藩老先生家的老二李远哲获得了诺贝尔奖，于是整条武昌街都欢闹起来。再往后，整个台湾岛也热闹起来，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么巨大的荣誉会落在一个台湾的学者身上。李泽藩夫妇欣悉老二获得这么大的荣誉，其兴奋和愉悦自然是非同一般。李远哲的母亲还说，李远哲在今年（1986年）6月回台湾省探亲时，还向她谈起诺贝尔奖，他说：“中国人要想得到这个奖太难了。但是，得不得到也无所谓，做事情尽力而为才最重要。”
在李远哲获奖以后，有人问他：如果他在美国接受中学、大学教育，是不是会更早得到诺贝尔奖？他回答说：
我想……也不一定，大概不会！我如果在美国受教育的话，也许今天在听Rock & Roll之类的。戴着耳机，口袋里面有一张disc，边走边听音乐也说不定。我认为美国社会环境较好，谋生较易，所以很多在美国成长的人，没有那种强烈的迫切感。要珍惜时间来争取一点东西，这种精神在台湾倒是有的。
对于获得诺贝尔奖本身，李远哲在北京大学作的《我走过的治学之路》演讲中，有一段令人深省的文字，特别录在下面让我们共同铭记：[2]
一个人受尊重，并不是他得到什么奖，而是靠他的努力。有些人有很好的机会，比如我，在环境上，在经费上，大家给我的机会是很好的，这种机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碰到的。但是我觉得这并不重要。只要一个人好好努力，在社会上奉献出自己的力量，他就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真正伟大的人。你们应该有很远大的抱负，好好训练自己，培养自己，好为社会贡献一点力量。你如果问我，得到诺贝尔奖之后的感想，我会说，我对科学的一些成就，或者是实验上得到的成功的快乐，已经很早就得到很大的满足了。诺贝尔奖对我反而是很大的干扰，真的是很大的干扰。我还是希望拿更多的时间跟我的研究生享受从事研究工作的乐趣。好好的努力，享受科学研究的乐趣，这才是值得羡慕的。
李远哲的画像
如果再深究一下，李远哲看重“享受科学研究的乐趣”，恐怕也与他“常常因为领奖或受到嘉奖感到不安”的心情有关。他之所以因为领奖受奖感到不安，是因为在他的实验室里面有20位研究生与他一起工作。虽然他获得了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但他从来不认为是他个人的贡献，而认为是研究小组大家共同做出的贡献。李远哲曾经说：“所以，每当我领奖时，就会想到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多科学奖，而且要奖给某个个人呢？我的这种疑惑持续了很久。”
直到有一天他与一位百岁老翁谈话后，他的疑惑才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这位百岁老翁是伯克利大学化学系的赫尔曼教授。当时有一家美国大公司捐了一笔钱给化学学会，设立一种化学奖，奖给对溶液的物理化学性质研究方面做出贡献的人。这个奖后来就称为“赫尔曼奖”，第一位获奖人就是百岁老翁赫尔曼教授，在他百岁诞辰的宴会上颁发了这个奖。
李远哲参加了这个宴会。在宴会休息时，李远哲坐到赫尔曼的身边问道：“您一辈子得了那么多奖，到了100岁还得奖，您对这种事怎么想呢？”
赫尔曼是很聪明的人，立即反问：“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李远哲说，现在的科学研究工作不是个体劳动，而是群体工作。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探索物理的规律，得到的满足和兴奋并不是一两个奖所能比较的。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奖，难道有这个必要吗？
“你这话不对。虽然科学家不需要这些奖励，科学家努力作出贡献的原动力不完全在于社会对这种成就的承认。但是，我们科学家做的研究工作，社会上很少有人知道，所以社会需要设立这些奖。”
于是，李远哲悟出了下面的道理：
我想，他的意思是说，借助这些奖励可以告诉社会，科学家们在做些什么工作。也就是说，奖励某个科学家对这个科学家并没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而且通过这些嘉奖来告诉社会，科学家到底在探索些什么。
这几年来，我得了很多奖。我始终记住赫尔曼教授的话，我觉得我有个责任，有个义务，在得奖的时候，要告诉大家，我到底在做些什么工作。这是一个得奖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宋陆游诗云：“涧深松老忘荣谢，天阔云闲任卷舒。”此之谓也！
1978年春天，李远哲作为“美国纯粹与应用化学代表团”成员到中国访问。在交谈中，李远哲向我国化学家们介绍了他的工作，并表示愿意为中美科技交流做出贡献。回到美国后，他很快给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寄来伯克利大学正在装配的一套分子束装置图纸，还带口信说：欢迎派人到他的实验室去实习，以便掌握新的实验技术。
1987年12月，中国科学院聘请李远哲为化学研究所的名誉研究教授。在接受聘书的仪式上他说：
化学所位于北京，对整个国家化学的发展起带头作用。目前应该承认，中国的科学水平还比较落后，有许多国家比中国先进。但是，中国人比较聪明、比较勤奋，一定会赶上去。不过还要问：只靠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奋能赶上吗？要知道你在勤奋、努力，人家也在勤奋、努力。因此，全靠勤奋还是不行，还有搞好协调，认真合作，这样效率才会提高。
讲话中显露出的真挚之情十分感人。李远哲不仅在总体上关心中国的化学反应动力学的研究，而且在很多细节问题上他也认真提出自己的意见，惟恐浪费国家财力和人力。当他听说国内许多单位都想购置分子束实验装置，他立即直率地批评：“几个单位搞可以，不能几十个、上百个单位都搞分子束。我是搞分子束的，不能像卖瓜的只说自己的瓜甜。在化学动力学中，除了用分子束研究以外，还有许多重要的研究手段和问题。如宏观动力学中，有指导生产的很多工作要做。因此，不要搞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
1980年，李远哲第二次回中国讲学。在回中国之前，他给化学所所长胡亚东教授写信说：
有一点我要坚持的是，我希望能在短暂的时间里多做出贡献。两年前去中国时，我已看了不少名胜古迹，所以我不想多花时间在游览上面。我与我的妻子吴锦丽说好了，她与小孩子们的参观与我的工作是要分开。……我希望在中国期间尽量避免宴会。大家见面谈谈，简便的茶话会便足够了，在宴会上花费财力是不应该的。我们的生活起居也力求简便。……虽说我在名誉上是北京化学所的研究教授，但是现在中国外汇有限，我们在中美之间的往返旅费，我将自己负担。
这种殷切地爱国之情，谁看了能不为之动容？正是在李远哲教授的帮助下，化学所的一套“束源转动式分子激光光解装置”经专家鉴定，投入了实验。这个装置在当时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使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高。这些成绩显然与李远哲教授的关怀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1986年，获得当年诺贝尔化学奖以后，李远哲与夫人（中间的两位）回台湾老家祭祖。
李远哲教授对中国年轻人才的培养一贯高度重视。1980年来讲学时，他就对胡亚东所长说，他希望听他演讲的人中至少有20%是年轻的大学生研究生，最好是从“重点大学选20位三年级程度的学生”，而且说：“如果他们有困难，我愿意为他们多花点时间，您大概会同意，赶紧训练年轻的科学家是很重要的。”
后来，在伯克利大学他的实验室里，他接受了许多祖国大陆和台湾派去的进修生和博士生。有人开玩笑地说，在伯克利李远哲教授几乎成了中国人的代表。
一位北京大学的年轻教师赵新生，曾经在李远哲的实验室师从李远哲教授。1984年李远哲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北京大学化学系的韩德刚教授就对赵新生说：“我建议你去伯克利，在李远哲教授那里学分子束技术。李教授德高望重，那里的人们像对待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样尊重他。”
赵新生听从了韩德刚教授的意见，向伯克利大学提出了申请，并给李远哲教授写了一封信。他的申请被批准，而且李远哲给他回了一封信。赵新生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李老师还回了一封中文信，告诫我：一些人来美国后变了，享受人生。希望我立志科学，使自己成为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真是未见其人，已闻其声，让人产生了敬畏。”
见了李远哲教授后，李远哲对赵新生说：
中国学生在开始时容易造成错觉，以为书读得好就是学得好。其实搞研究才是最重要、最有效的学习手段。强调研究是伯克利的传统。你应该很快学会搞研究，成为你所从事课题的专家。
在与李远哲相处的几年中，赵新生深切地感到，虽然他站在远远高于研究生的地方，但他能创造一种氛围，让研究生们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学生可以无所顾忌地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他讨论甚至争辩，他总会以平等的态度来说服学生，而且他决不会给学生造成一种印象：你的问题太愚蠢。
有一件小事让赵新生永远不能忘记：“一次，我的一位同学来伯克利，顺便拜访李远哲教授。谈话之间外面下起了雨。我的同学要去化学系的一个地方，李老师就自己开车把这位同学送到化学系，并让我一起去，说这样我们可以多聊几句。对于我的培养计划，李老师总是从中国的现实和发展条件出发，尽可能让我的学习与今后的工作更好地衔接……。李老师为中华民族科学的奋起腾飞，花费了许多苦心的努力，我们可以从无数的事中看到。”
在大连市，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是李远哲教授十分关注的地方，在9年的时间里他6次访问中国，而其中有5次专程访问了大连物化所。在他的帮助下，大连物化所成立了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后来又在他的帮助下，物化所要建造一个功能完备的交叉分子束实验装置。
1986年，在中国第一届分子动力学研讨会期间，他找到大连物化所何国钟研究员说：“老何啊，和你一起在美国学习的意大利、日本的同行们，差不多已经把装置搞起来了，这回就看你的了。”
何国钟研究员看到李远哲那焦急的神情，非常感动。
李远哲常常对认识的人，提到邓小平会见他和李政道时说的一句话：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一个根，但是如果只是根深蒂固，不发扬光大，我们都没有光彩的。
1987年7月，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的研究生们与李远哲教授座谈，整个房间挤满了人。李远哲教授穿一件普通白衬衣，对研究生们说：
去年，我和几位研究生们到颐和园散步，有人问我，您觉得中国还有希望吗？我很奇怪，因为中国的希望就在你们年轻人身上。现在中国的科学在世界上不算先进，但是，只要青年人努力，5年，10年，20年，一定会赶上的。
1987年，李远哲与李政道两人回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
现在离李远哲教授讲话已经过去20多年了，中国在反应动力学研究方面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许多研究成果早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李远哲教授对此一定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1] 指1970年获诺贝尔化学奖的阿根廷化学家莱洛伊（L.F.Leloir）。
[2] 《足迹》，《神州学人》杂志社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9年，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