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读《中国话剧百年图文志》 2007-11-19

陈晓光

中国话剧从留学生在日本组织春柳社、演出话剧《黑奴吁天录》到今天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史。100年来，一代又一代话剧艺术家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与人民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高举民族精神的大旗，吹响时代进步的号角，不懈追求，勇攀高峰，创造了中国话剧艺术的辉煌业绩。一部部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已成为中国文艺宝库中耀眼的明珠。

100年来，中国话剧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从早期创始者李叔同、曾孝谷的开拓精神，到欧阳予倩、田汉、洪深三位奠基者于筚路蓝缕中的苦斗实践，话剧这一舶来品在经历了新剧、文明戏时期的寻找之后，终于心“话剧”的形式在中国大地上稳固地扎下了根并逐步地成长起来。此后，曹禺、郭沬若、夏衍、陈白尘、阳翰笙、于伶、吴祖光，老舍等一批剧作家辛勤耕耘，他们的作品不仅是中国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而且在中国话剧史上绽放出灿烂的光辉，在戏曲一统天下的环境中扩大了话剧的影响，培养了大量话剧观众。建国后，在湖可、陈其通、杨履方、任德耀、沈西蒙等的努力下，话剧艺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话剧创作与演出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从《丹心谱》、《于无声处》开始，新的剧作家辈出，优秀的话剧作品不断涌现。苏叔阳、宗福先、李龙云、刘锦云、刘树纲、杨利民、姚远、沈虹光、赵耀民、杜国威、姚一苇、赵瑞泰、孟冰、李宝群等，以其优异的成绩使话剧艺术创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中国话剧的成长与发展，始终沐浴着时代的风雨，始终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五四”时期，中国话剧受到易卜生等外国作家的影响，其内容以反帝反封建，提倡个性解放、婚姻自由为主题，激励着广大知识青年解放思想，冲出家庭，打破封建制度的种种束缚，勇敢地走向社会，走向民众，去寻求救国救民的发展之路。抗日战争时期，话剧在国家、民族面临危亡的紧急关头，肩负起宣传、动员广大民众共赴国难的伟大使命。广大话剧工作者深入到工厂、学校、农村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在血与火的锤炼中，话剧艺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曹禺《雷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屈原》、《天国春秋》、《升官图》、《上海屋檐下》、《风雪夜归人》、《丽人行》、《日出》、《北京人》、《原野》等也成为中国话剧成熟期久演不衰的优秀剧目。建国后，话剧艺术家们冲破极“左”思潮的种种干扰，创作出《战斗里成长》、《万水千山》、《茶馆》、《关汉卿》、《马兰花》、《霓虹灯下的哨兵》、《布谷鸟又叫了》、《甲午海战》等优秀剧作。改革开放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话剧创作不仅题材上有了较大的拓展，内容上也越来越深入、丰富，艺术上借鉴、吸收中外戏剧的表现手法，大胆地探索、实验与创新，出现了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和舞台演出样式，极大地满足了不同层次观众的艺术审美需求。《红白喜事》、《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商鞅》、《地质师》、《同船过渡》、《父亲》、《黄土谣》等都是深受观众欢迎的优秀剧目。

作为艺术品，话剧的最终成就是体现在舞台上。因此，它离不开导演和演员的艺术创造，也离不开观众的热情参与。100年来，中国话剧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编剧，也成就了一批著名的导演和演员。从洪深到唐槐秋，到沈浮、贺孟斧、张骏祥、应云卫、章泯、陈鲤庭、杨村彬，到焦菊隐、黄佐临、欧阳山尊、孙维世、舒强，到陈颙、徐晓钟、钟景辉、林兆华、胡伟民、赖声川、刘喜廷、陈薪伊等，他们的导演艺术为话剧艺术增添了光彩，推动了话剧创作的发展。表演方面更是人才济济。从李叔同、任天知到唐槐秋、唐若青、戴涯、陶金、蓝马、舒绣文、白杨、张瑞芳、秦怡、赵丹、石挥、项堃、丹尼，到李默然、于是之，胡庆树、郑榕、马奕、乔奇、林连昆、朱旭，到宋国锋、濮存昕、吕凉、梁冠华、尹铸胜等。他们的精湛表演，为中国的话剧舞台塑造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宝库。

刘平同志的著作《中国话剧百年图文志》，是一部集史料性、可读性和资料性为一体的书，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了100年来中国话剧（包括香港、澳门、台湾）作家、导演、演员等各类人物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书中通过大量历史图片和剧照，展示了中国话剧100年来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舞台演出的脚印，并通过文字说明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编剧、导演、演员及舞美设计、灯光设计和各话剧演出团体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即有史料价值，又有现实意义。书后附录“中国话剧百年重点剧目”，也为今后的话剧研究者提供了资料方便。在纪念中国话剧诞生100年之际，该书的出版既为中国话剧艺术保存了丰富的资料，对今后的话剧创作也具有较大参考价值。

（本书已由我社出版，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

从苦难走向诗 ——读《绿原文集》 2007-08-29

刘会军

摆在我面前的这套书用料很讲究，装帧设计很精美，印装质量也很高。这让我对武汉出版社的同志们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深表钦佩。

我和绿原老相识已经有三十年，他曾经是我社的副总编辑，是我的老领导老前辈。但当时由于我们所在的工作部门不同（他在外国文学编辑室，我在当代文学编辑室），我们平时接触的不多，所以，我对绿原先生并不真正的了解。他像一幅素描，只有轮廓，很少细节，缺少内容。看过六卷本的《绿原文集》以后，他的形象变得清晰了，真实了，感人了。他像一幅油画，丰富、多彩、分明、深邃。

绿原首先是一位诗人。

他迄今为止已经出版诗集10种，文集9种，有5种诗集在法国、德国出版，1种中英对照本在台湾出版。

绿原又是一位翻译家

他已经翻译出版了诗集11种，文集12种。像《浮士德》、《易卜生诗选》、《歌德诗歌精选》、《海涅诗歌精选》以及《歌德的浪漫派》和《叔本华散文选》，都是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外国文学名著。

绿原还是一位编辑家。

他1962年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到1987年离休，做编辑25年，其中还有几年在干校。他做过我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和社的副总编辑，主持外国文学的翻译编辑工作，有许多重大的选题是在他领导下进行的。像七十年代末人民文学出版社同上海译文出版社、社科院外文所共同主持的“三套丛书”，即“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同时他还责编了许多重要的其他书籍，像《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拉奥孔》、《歌德谈话录》、《论浪漫派》以及《冯至全集》等。

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如果一个人一生能够一如既往地做好一项工作，那真的是难能可贵；如果能够做好两项工作，那他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如果还能做好第三项工作，那真的要送他一些桂冠了，诸如“天才”呀“伟大”呀都不所不可。我了解了绿原老之后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尽管绿原老一再表白自己很平凡，但是，伟大正在显见于平凡之中。他的文学修养非常渊博和深厚，他让我肃然起敬。

一切宗教都来源于苦难。

大概绿原的写诗也是来源于苦难。

他在致高嵩的信中写道：“我笔下所向往、所获得、所表现的，实际上正是我在生活中所缺乏的。”所以他在《小时候》诗中希望“小麦从雪地里长出来”，要拿“金子用来做房屋的砖，钞票用来糊纸鹤”，“去向糖果城的公主求婚”。这正是他“穷疯了”的时候，是他最困苦的时候。两岁多死了父亲，十三岁多又失去了母亲，两个姐姐做了童养媳，他孤苦伶仃一人“像一块敏感的石头，滚进了广大而冷漠的人间”，“被人踢来踢去”，“恐慌而紧张地生活着”。这时七七事变已经两年，全国无论是沦陷区还是国统区都是焦土一片，人民生活灾难深重，苦难是整个民族的。绿原为之“痛苦、屈辱、悲哀、愤怒、仇恨和反抗”。也是在这一年，他向《七月》杂志编辑部投去了第一篇诗稿。他把祖国和故乡比做“母亲”，把流亡青年比做她的“孩子”，惟愿抗战早日胜利，“母子”早日团圆。虽然诗没有被采用，但却收到以编辑部名义实际是胡风亲自写来的退稿信，在指出他的诗存在问题的同时，又热情地表示“我们永远向新作者伸出手来，期待你写出更成熟的作品”。 绿原的诗与人生从此开启了新的一页。19岁，他的《送报者》被《新华日报》采用。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绿原”这个名字不断地出现在《文群》、《诗创作》、《文学杂志》、《诗》、《现代文艺》报刊杂志上。他引起胡风的注意。胡风在主编“七月诗丛”时，便把他的第一本诗集《童话》收入其中。这时绿原才刚20岁。之后诗集《集合》又收入“七月诗丛”第二辑、《又是一个起点》另收入“七月文丛”，随之还出版了《大虎和二虎》和《从一九四九年算起》。这些让人眼羡的成绩是当时许多青年所不敢企及的。

但是，让绿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苦难使他走向诗，诗却又给他带来了苦难，从此他便接连不断地被审讯、检查、批斗、隔离、坐监，受尽了苦难。面对困难，可以有许多的“如果”或者“可能”，尽管绿原既没有阿垅“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那样豪壮的一面，也没有阿垅“愤怒起来也似乎在笑”那样豁然的一面，既不像路翎一样总要“到户外什么地方大吼几声”以泄心中块垒那样的憋屈，也不曾像曾卓一样对生命表现得那样豁达和乐观，他只是汲取和秉承了母亲那种“在贫寒、卑微、孤苦、暗淡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那种在难得的顺境中兢兢业业，在见惯的逆境中善于通过忍耐培养希望的柔软性”，绿原称这是母亲的“精神乳汁营养了”他“自我超越的勇气”。他“正是凭借这点柔软性承受了十磨九难，像一根欲屈还伸的芦苇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的风风雨雨”。

他在总结“苦难”的时候，认为“苦难为忠实的受难者们最终带来”很多的“好处”，“是苦难帮助他们考验和锻炼了自己，是苦难帮助他们体会到历史的公正，是苦难帮助他们认识了真理，认识了道德，认识了美，认识了什么是持久的坚忍不拔的比死还硬的东西” 。这是何等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深度！绿原让我感动，让我敬佩。

大难过后，必有后福。

曾卓曾说自己是“一个最幸福的人”。今天我要说：“绿原是又一个最幸福的人。”

强化责任意识 打造精品工程

——《张之洞全集》编校工作情况汇报 2007-06-12

潘长胜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大家上午好！

自2004年10月本书被列入国家清史委文献整理项目以来，编辑部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第一件事：加强领导，整合编辑，精心打造三级四层质量保障系统。社里迅速明确了以局长、社长、总编辑彭小华为本书的责任人，副社长洪涛统筹协调。参与人员全部具有副编审以上资历。一套书具有这样的阵容配备，在我社建社20年的历史中，是不曾有过的。社领导的决心之大、投入资金之多同样也是不曾有过的。社领导逢会必谈质量，要求全体参与人员必须树立对历史负责，对国家清史委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认真工作。并且成立了责任编辑—编辑部主任—社长的三级责任制；构建了责任编辑的相互监督—社质检处校对科的社内监督，—聘请社外专家的社外监督—项目组作者对责任编辑的监督这样一种四层的质量监督机制。同时将本书的编校质量与工作人员的职称评定和奖金挂起钩来。这样运用了思想、机制、经济三重手段，比较牢靠地建立了本书的质量保障系统。

第二件事：严格按照国家清史委文献组制定的《文献整理工作通则》和出版组制定的出版体例、印装规格、质量验收标准等文件进行操作，确保本书达到规范性和准确性的要求。本书未列入清史文献整理项目之前。版式为大32开，17册，《通则》规定为16开，版式必须大变。17册需要变为12册。原来我们已将底本中的异体字、俗体字全部改为了规范的繁体字。《通则》要求保持古籍原貌，不作改动。要把1200万字中已矫正的规范字一一恢复为原来的异体字、俗体字，比重新校对还难。社领导态度明确：执行《文献整理工作通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大事，不能一丝一毫走样，花再多的钱，费再大心力，必须原原本本地按《通则》要求改过来。于是全体校对人员又一一校改过来了。

第三件事：精心编校，增加校次，确保本书的校质量达到国家标准。我们原定的校次是6校，前三次是照底本校，每校次结束进入下一次校次即交叉校。扬州会议回来向领导汇报后，领导要求我们增加一校次，真正把扬州会议的精神落实到实处。文献组阶段成果审读后,社领导又要求我们再增加一校。校对过程中全体人员坚守阵地，严肃认真。有一位年近7旬的老处长，身患冠心病、痛风等9种疾病，但他从不请假，从早到晚，一心扑在校对工作上，今年5月，有组织老干部旅游休养，他主动放弃，坚守岗位。另一位老处长，编校工作期间，妻子被检查出了癌症，他把稿子带到了病房，一有空间就开始校对。年轻的校对科长，经常加班加点，多次扫除了稿中的隐患。在他们这种精神的带动下，编校工作有条不紊，进展正常。经过我们校对科和社外专家抽检，分别统计，结果差错率均为万分之一左右。

今天这次终审结项会以后，我们要趁热打铁，马上抓好三项工作。

第一：配合项目组的全体作者，按照评审专家组各位专家的意见认真修改。

第二：组织三次封闭式的校对：第一次全体作者和编校人员参加，主要检查专家组织的意见是否一一落实。第二次封闭式校对由全体编校人员参加，主要审查清样是否存在问题。第三次封闭仍由全体编辑人员参加，主要解决软片是否存在问题。

第三：立即由本社出版科在武汉地区印刷厂中开展招投标，确立印刷厂家，并且将清史委出版处制定的印装规格、验收标准以及样书实物交给厂家,一定要生产出让各位专家放心，广大读者满意的《张之洞全集》。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正如我社社长彭小华所说：“编辑出版《张之洞全集》，是一个修炼内功提高编校人员自身素质的过程，是一个既出精品又出人才的过程。”在几年编校过程中，我们从赵德馨、吴剑杰、冯天瑜、周秀鸾、彭忠德、鲁毅诸位先生的身上学到的不仅是历史、古籍整理方面的知识，更主要的，从他们的淡泊名利的精神境界、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诲人不倦的高尚品格等方面，学到了做人和做学问的基本道理。同样，国家清史委文献组、出版组和项目中心的王汝丰、王俊义、陈桦、孟超等领导和专家，也给了我们许多教育、指导、支持和帮助。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文献组年届八旬的王汝丰老师，不止一次亲临我社，还多次发专函，打电话，对本书进行全程式的跟踪和指导。他广阔的学术视野，睿智的头脑，细致入微的作风，谦虚平易的学者风度，使我们受益匪浅。出版组的孟超老师，也数次光临我社，今年4月我送稿到京，由于列车晚点，前来接站的孟超社长在清晨的冷风中苦苦等了两个多小时。所有这些，将激励我们的编校人员，今后要奋发工作，努力生产出更多的学术精品图书，献给广大的学者和读者。

谢谢在座的诸位领导和专家，谢谢没有机会来参与本次会议而给我们诸多支持和帮助的戴逸老师及其他领导和学者。

百年工程 廿年努力

——《张之洞全集》编辑成书经过 2007-06-12

中南财经大学教授 赵德馨

谢谢各位领导、专家对我们工作的关怀与帮助，不辞辛苦到武汉来。

我汇报一下工作的简要情况。

过 程

1987年6月4日，我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约，主持编辑《张之洞全集》，并开始物色编辑人员，筹集启动经费，拟订编辑方案。1988年11月，由于湖北省原副省长陈明的关注和推动，这项工作被列为湖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给予资助，收集资料工作得以正式启动。1989年4月，本书编辑组成立，通过《凡例》、《编辑工作细则》。1991年和1996年，该书被列为国家“九五”、“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从1995年起，我们开始向湖北人民出版社送交书稿。2001年10月，社方突然告知不予出版。次年9月，武汉出版社接手出版此书。2004年9月，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申报清史文献整理项目,承蒙批准。至今天，计20年零8天。在编辑组成立会上，我说：计划订的是五年编成，这只是努力争取的目标，要看到困难。许同莘、王树枏资料在手，编了20年。我们要做辑佚工作，要到处找文献，可能也要20年或更长时间。结果被我言中。

目 标

编辑组成立时，确定以王树枏编《张文襄公全集》（北平文华斋1928年刊本）为底本，做辑佚、求真、断句三项工作。努力的目标是：文献求完备，编次求有序，版本求真实，校勘求精审，断句求准确，校注求简约，便于使用，有裨研究工作。从王树枏的书到我们的书出版，可能是70年（1928—1998），也可能80年或者更多。我们的书出版后，希望《张之洞全集》也隔七八十年再编，在此期间要出也是出补遗。当时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书还没有出，在本书编辑整理工作进行四年并被列入国家“九五”出版规划的重点图书之后，1993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组织编辑《张之洞全集》，并于1998年出版（下文简称河北版）（我们的书几乎要成“补遗”了）。该书的出版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参照物。我们力争做到比该书的文献多一点、真一点、断句准一点，这成了我们后几年工作的具体目标。

按照这三个“一点”的具体目标，情况如下。

辑佚。本书文献的收集，按先易后难、先近后远、先大宗后零散的原则进行。先是收集各种版本的张之洞论著；逐期查阅《京报》、《申报》、《东方杂志》的有关部分；查阅已出版的有关档案文书、史料集、私人文集、年谱、方志、族谱诸书。我们还沿着张之洞的生平足迹走访调查。从出生之地的贵州，原籍河北，到任所及辖区北京、山东、河南、浙江、湖北、四川、山西、广东、海南、广西、湖南、江苏、上海、安徽、江西以及藏有张之洞文献的福建等18个省市，每到一地都去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方志馆（办公室）、文史馆和部分高等学校搜寻，并走访专家与相关人士。多年的搜索，得新文献9000余件。在编辑整理中，除去重复者、经考证实非张之洞所作者、有疑待考证者以及不符合本书收录原则（反映张之洞的生平、思想、行动和他的生活环境）者，余下的补入底本。本书收录文献共13620件，比底本6646件多6969件，比河北版10985件多2640件。实际字数，比底本增加两倍多，比河北版增加二分之一。在当前阶段，它应当算是一种比较完备的本子。以奏议部分为例，底本732件，本书3109件，比底本多2377件，是底本的4.3倍。且底本732件中，有163件奏折已被《光绪朝硃批奏折》、《宫中档光绪朝奏折》、《京报》中的版本所置换，保留在本书的为568件，仅占本书全部奏议的18.7%。其余81.3%是新增的。就此而言，本书的奏议部分大概可以称之为“新编张之洞奏议”。就全书言，按文献件数计是底本的2倍多，按字数计则是3倍多。若将本书称之为“新编张之洞全集”，似乎也是可以的。

关于本书多一点，多多少，“前言”中已有交代。这里只说三个问题。

张本人的文献有没有比《张文襄公全集》和河北版《张之洞全集》少的。有没有比底本少的？没有。有没有比河北版少的？有，即联语。底本无，我们也没有。

关于为什么求全却不全的主要原因，这不是我们收集文献资料不努力。我在“前言”中写了一句话：“足迹遍及可能藏有张之洞文献之所”，后记中列了18个省市。问题在于体制。收集文献既易又难,决定于藏者的风格。高尚的如经研所、广东中山图书馆。但多数不如此。使我们一肚子苦水。

关于底本与新编问题。

整理工作伊始，我们以《张文襄公全集》为底本，到工作结束时，由于增补文献量大，由于发现了底本中的有些文献不真，我们用真的代替了伪的，于是编成的书性质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新编张之洞全集”，这大概也可以算作量变引起质变之一例。

在本书的“底本”问题上，到本书初步编成后，我的认识与陈铮教授相同。但最初选择以《张文襄公集》为底本到最后实际上否定它是底本，是一个工作与认识的历史过程。

我想强调的是，本书是称《全集》，实则难全。这是因为：张之洞的部分文献已经失落，存世者已经不全，可能存世的某些文献，无人知其藏处；知道藏处的，又出于种种原因弄不到手；弄到手的文献中，有的真伪待考，不便收入；有些真文献因与本书收录原则不符的，没有收入；张之洞的文献仍在不断被发现或公布过程中。看来，将来编辑《张之洞全集补遗》，势在必然。

求真。对于以《张文襄全集》为底本编辑《张之洞全集》来说，必须做求真工作。这是因为王树枏编辑《张文襄全集》依据的主要是张之洞的“遗草”，即草稿。这些草稿是张之洞的僚属所拟，其中一部分张之洞或弃而不用，或予修改，它们实属废稿。底本未收录定本却收录这些废稿，造成以废稿代奏本，以伪乱真，这是王树枏的一个疏忽。前人的疏忽给后人留下去伪求真的任务。求真的主要手段有三。其一，釐清文献来源。采取的相应措施是，从档案（台北出版的《宫中档光绪朝奏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张之洞电稿》、《督楚公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光绪朝硃批奏折》等）、碑刻（广州广雅书院碑刻、成都尊进经书院碑刻等）、张之洞手迹（书信、诗稿、画上题跋等）、张之洞审定的版本和当年的《京报》、《申报》等入手。为了便于读者查核，在增补的文献下，逐一注明出处。其二，考订文献真伪。此事贯穿工作的全过程。收集资料时，对出版不明者考证之；整理文献时，对有疑者研究之。能得出结论的，或录或弃。不能得出结论的，暂不收入。张之洞以善对闻名于世，社会上流传他的联语甚多，我们收集的亦不少。河北版设有联语专目。经过考证，有的是他人作品。由于真伪一时难以逐项考明，故暂时付之阙如，俟他日补上（这是本集惟一少于河北版之处）。其三，版本互校。版本的互校重在确定格绳。本书所秉准则是：凡有档案本者，以档案本为准；未见于档案而刊于《京报》者，以《京报》为准；凡有碑刻者，以铭文为本；凡有张之洞手迹者，以手迹为准；凡有经张之洞审定的版本，不用其他版本。本书不仅求一篇之真，而且求一字之真。有一些字句，不是校勘所能判断的，还要进行考证、研究。不能作出判断的，则出校记存疑。

关于为什么要求真和怎样求真问题，前言中已有说明。这里汇报工作中的一点体会和一点收获。

第一，一点体会：真伪是从比较中发现的。这要求做细心的工作，多种版本逐字对照。没有一丝不苟的学风做不到这一步。（“立意相反”之例，见拙文《关于〈张文襄公全集〉几个问题》。我们有些考证稿待刊，如《〈张之洞函札〉辩证》等。）

第二，一点收获：私人遗草中可能有废稿。通过求真过程，发现根据张之洞遗稿编辑的《张文襄公全集》中的一些代表张之洞思想的文献，是我的收获之一。有了这种经验，再去阅读同类性质的文集，便有了新的审视的目光。这种发现与经验对后来的文献整理者和使用者，或许会有某种借鉴意义。（我不是研究文献学的，不知以前有无此种发现。）

仅仅根据清代某人私藏遗稿编辑文集，特别是其奏议部分，要持谨慎态度，最好查对档案、《京报》而后定。否则，可能像《张文襄公全集》一样，包含有废稿（这里还不说某些人或其后人毁掉和修改部分稿件——如戊戌变法时期的）。

断句。鉴于用现代标点符号标点古文之难，我们力求断句准确，在该断的地方就要断，不要因漏断而出现令人费解的长句；在不该断的地方不要断，不要因错断出现乖离原意的破句。因校勘和断句不同导致本书与河北版文献同而文字不同的，诸如或此或彼，或有或无，或前或后，差异之处以万计。至于孰对孰错，谁衍谁脱，读者自有斟酌。

关于断句，说三点：

努力目标：第一求断得准。第二使用标点符号少出错误。标点符号使用的种类逐步增多。最初，就个人学习体会与吴剑杰介绍的《近代史资料》的经验，只用逗号、句号。后增加顿号、分号、冒号、引号、间隔号。其所以少用几种，根据本书的性质（使用者）与我们学养状况（编辑者）定下的。此书是供研究者用的，读者水平高。我们这些编者学养不低，但也不是什么都懂。

种类用的愈少，出的错误可能愈少。所以对后四种，请求慎用。

怎样达到断句准的目标，主要措施是两条。最主要的一条是慎选编辑组成员。我自己的体会是；断句准确度是点校者学养的体现。所以我邀请都是搞史学的专业人士，他们有十五年以上接触古汉语的经历。具体讲研究中国近代史与文献学的，主体是前者，后者是我特意邀请的，因我是不搞文献学的；中国近代史中研究通史、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的，都有。职称，副教授以上：7位教授，2位副教授（其中一位因改任行政工作，职称未变）。年龄，中年以上。编辑组成立时（1989年），最年轻的鲁毅教授40岁，长者谷远峰教授65岁，平均53岁半（现在平均71岁半）。其中大多数是《张文襄公全集》的使用者有的还为其中的某些文献（如《劝学篇》）作过注释，知其长处和短处。我走的是专家路线少而精。我们约定，文责自负，不假手他人。

关于是《张文襄公全集》的使用者，知其长短处，在此举一例。如周秀鸾教授研究过张之洞怎样筹集办企业资金问题，在该书中所获资料甚少，因许同莘、王树枏编辑时注意的是“经国之大政”（现在这方面的资料丰富得多了。我以为奏议无小事，故全收），且查阅不方便，如电奏中标题为“致总署”、“致行在军机处”等收件单位者444件，要查有关资金的，必须件件看到。为了以后读者的方便，她根据电奏内容为这444件以及补充的27件拟了标题，一看标题便知其内容。又如函札中暗语（“二赤”、“千里马”）等，吴剑杰教授为之出注。

另一条，初次点校完工后，组织多次审查。第一，先是发挥集体优势，编辑组内审查。全书文献含奏议、函牍、论著三大类，三位主编分工，各包一类。主编除负责奏议部分，抽查其余两类（特别是论著类，对其中的一部分退稿两次）。第二，组织互审：谷远峰审阅诗词部分，周秀鸾、谷远峰互审奏议、电奏部分，彭忠德、鲁毅审阅李珠整理的论著部分，吴剑杰审阅薛国中整理的函牍部分，湖南师范大学唐泽定审阅奏议中的一部分。第三，在出版过程中，编辑组成员对各自承担的部分自己校对，请出版社资深编审、副编审再校对三次来严加挑剔。这实际上是作了六次审读工作。第四，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请多位专家分别审阅奏议和论著部分，该组王汝丰教授和夏艳女士专程来汉审阅函牍部分，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这次又请九位专家全面审阅一遍，发现不少错误。

工作的结果，按照1998年订的三个一点的具体目标，文献多了一点，但不全；版本真了一点（绝大部分是真的），但仍有极少部分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真。断句准了一点，但由于学养不足，还有不准之处（如专家们指出的例子，我个人认为都是对的。如有二小段文字，分别请教过财政史、盐业史和漕运史专家。）

目标基本达到了，但没有全部达到，后者成了我的遗憾。

书稿中不足之处请各位专家指正。此次会后，编辑组和出版社编辑们将闭门开会，集中几天将专家们的意见逐一落实，并举一反三，分工、交叉审阅一遍，尽可能地做到完善一些。

谢谢！

（根据讲话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国防教育读本》的组稿审稿情况 2007-03-15

刘棣辉
《国防教育读本》系列教材从选题设想的提出到发稿，花费了近三年时间。作为选题的提出者和自始至终参加该项工作的责编之一，回顾这一段经历，我个人感慨颇多。
这一选题设想的形成，来自于2004年夏的一次学校调查。当时，我在室主任安排下，为了配合湖北省地方教材的申报立项工作，对武汉市中小学地方教材的使用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在调查中我发现：“国防教育”是《国防教育法》明确规定的中小学必修课程，湖北省也有相应课时规定。但是，武汉市当时使用的中小学生国防教育教材竟来自于个体书商。这套书商推销的教材，在内容和体例上还是沿用大学国防教育的体系，其中的国防概述、军事思想等内容对中、小学生过于深奥，而军事技术部分内容未成年人又没有时间条件掌握，加之成书时间较早，编写思路还偏重在传统机械化战争上，明显跟不上国防新发展和新军事变革，很难吸引中小学生的阅读兴趣。造成在很多学校中，教材发给学生即被束之高阁，国防教育课程名存实亡。
也许是教材编辑的敏感性和军人后代的责任感兼而有之，看到上述情况，我立刻萌发了利用这次湖北省地方教材申报的机会，组织编写一本真正写给本地区孩子阅读的国防教育教材，将粗制滥造品跻出课堂的冲动。随即把想法向室主任和社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和全力参与。由于当时离申报立项的截止日期只有不到十天了，我们不得不以非常规节奏进行工作，在与省军区、市警备区、省市国防办等相关单位进行了一系列联系工作后，终于在报送截止的当天完成了立项报告的草拟和送审样张的制作。
我们最后确定的编写立意是：编写《国防教育读本》，就是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教育部《小学、初中国防教育纲要》、湖北省《国防教育条例》和湖北省委办公厅文件等法规文件精神，普及国防知识、提高国防意识、推动国防教育。全书应以“军事斗争准备”为主线，用比较多的篇幅阐述了当今世界中国所处的国防环境及湖北面临的军事威胁，出发点在于提醒学生：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太平，我们必须为军事斗争作好准备。现在看来，当时赶出来的教材设计的确有很多不成熟之处，但它是国内第一本地方色彩鲜明的国防教育教材，充分体现出我们拥军习武、爱国爱乡的拳拳之心。
选题上报后，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05年底，湖北省教材审定委员会的立项结果才下达。评审专家们虽然对我们的选题创意赞誉有加，但对我们的教材体系和作者构成却不满意，要求我们重新送审。根据这种情况，经反复考虑并报社领导批准，我们调整了编写人员结构，吸收了大量教育专家参与。应该说，这次调整是比较成功的，教育专家更熟悉教材的呈现方式，语言的运用也更符合孩子的阅读习惯，他们和原有的军事专家齐心合力，相得益彰。
经过重新设计的教材，以提高国防意识，履行国防义务；普及国防知识，捍卫国防安全；规范国防行为，推动国防教育为指导思想。以“军事斗争准备”为主线，按国防形势、国防地位和国防危机应对的逻辑框架谋篇布局。在这一框架体系中，采取由“世界到中国再到湖北”，由“国家到我们再到我”的叙述思路立篇行文。书中，“国防形势”包括当今世界军事格局，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以及新时期的国防威胁三课；“国防地位”包括湖北在军事构中的战略地位和湖北面临的军事威胁两课；“国防危机应对”包括国防常规技术、国防高新技术、战场救护、三防基本知识及抗美援朝战争、科索沃战争六课；“国防名人”则以邓稼先、杨业功等鲜活的名人事迹激发学生爱国爱乡、卫国戍边的情怀。全书重在教材与学生的互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引导其将所学的国防教育知识与政治、历史、科学等学科加以综合，形成初步的整体“大国防”观念。这一编写思路和计划，得到了审查专家的一致认可。
随后的一年，我们就是在教材的反复打磨工作中度过的。期间，虽然对于课文正文、图片、辅文、引言等环节免不了反反复复的推敲甚至争论，但教材在作者和我们的共同努力下逐渐成型。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关注了教材的衍生开发，将原来的单一中学版教材发展为小学、初中、高中分阶段、分层次的国防教育体系，以此作为我们向建军八十周年的献礼。
2006年11月5日，我的婚礼在美丽的东湖之滨举行，与此同时，《国防教育读本》系列教材的最后审定工作亦在湖对岸的楚源大厦紧张展开。不久，教材获省教材审定委员会顺利通过的消息顺着梁杰同志的手机传来，我和为我主婚的国刚主任都笑了。对于他，这无疑是最好的劳务报酬；而对于我，则不啻是最难忘的结婚礼物。
鉴于该书已经过省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达到了“齐、清、定”的基本条件，建议发稿后进入校对环节，妥否，请二、三审定夺。

《高中生预防艾滋病知识读本》审读意见 2005-08-09

林 华
在著名的弦乐四重奏《死神与少女》中，作曲家舒伯特艺术地表现了死神追赶少女的沉重的脚步声以及少女的抽泣、恐怖和痛苦。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笼罩在浮躁、焦虑、彷徨、悲观的世纪末情绪中的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又一次真切地听到了死神那清晰可辨的足音。艾滋病，这个被称为“超级癌症”、“世纪瘟疫”的病魔，以极快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在短短的20年中，已经夺去了1000多万人的生命。新世纪的曙光也无法扫除这飘荡在人间的阴霾，每天都有大约8500人不幸成为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而且，像一个被轻轻推倒的多米诺骨牌，艾滋病的蔓延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如经济衰退、人口失调、大量孤儿以及社会歧视等等。迄今为止，艾滋病因其不可治愈性和极强的传染性，像一把高悬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成为挑战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巨大的威胁，也成为人类当下面对的共同的敌人。
自从人类向艾滋病发出宣战之后，科学与技术、法律与道德、理智与情感、勇气与良知，都成为放置在这场“生存还是死亡”的跨世纪较量天平上的一块块制胜的砝码。而其中最重的一块砝码就是——宣传教育。因为无知可以成为艾滋病扩散的“通行证”。如果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艾滋病的有关知识，知道预防它的方法，完全可以遏制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蔓延。因为，尽管艾滋病至今令全世界的医生和科学家们一筹莫展，其传播的方式却是非常有限的，只可能通过性接触、血液和母婴这三条途径感染。只要每个人都洁身自爱，遵守性道德，加强自我保护，就完全可以避免感染艾滋病。从这个意义上说，宣传教育是预防艾滋病传播最好的“疫苗”。
青少年是艾滋病的易感人群。因为他们正处于快速生长发育的时期，生理上逐渐成熟，性意识觉醒，但心理上尚未成熟，自我控制和分辨是非的能力还较差，猎奇和从众心理强，这些青春期生理和心理发育特点决定了艾滋病容易通过危险性行为及吸毒等方式在青少年中传播。据世卫组织统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半数以上是青少年。因此，在青少年中普及艾滋病知识，力争大幅度减少甚至杜绝艾滋病病毒通过高危行为在青少年中的传播，才是抓住了预防艾滋病流行的“七寸”。正是基于这一共识，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在青少年中开展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我国教育部也制定了《学校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基本要求》、《中学生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大纲》，要求把对大中学生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本书就是一部面向高中生介绍预防艾滋病知识的读本。该书作者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叶君和武汉市建港中学政治教师肖又莲，并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博士钱宗杰审定。作者和审定者曾参加我社地方教材《谨防身心陷阱――中学生防黄毒、毒品、艾滋病知识读本》的立项工作。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促成了双方的第二次合作。4月底签订约稿合同后，作者在极短的时间内完稿，确保了该书能够在今年9月份进入高中课堂。
通读书稿后责编认为，与同类学生读本相比，该书在内容、结构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结构合理，内容全面。作者将艾滋病置于医学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二维坐标系中，不仅详尽地讲解了有关艾滋病的医学科学知识及预防方法，还介绍了艾滋病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对经济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有助于青少年读者深化对艾滋病及其危害的认识。
2. 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书中对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的病理学、医学知识的介绍大部分引自权威医学书刊和艾滋病专家的论著，从而保证了该书的科学性。
3. 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书中引用了大量数据和相关资料说明艾滋病蔓延的紧急情势及其巨大危害，使读者深刻认识到“预防艾滋病流行刻不容缓”的现实紧迫性。
4.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书中详细分析了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与感染艾滋病的密切关系，并引用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的活生生的事例（如黎家明的艾滋手记），对高中生如何正确地面对艾滋病提出了具体的期望与要求，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针对性。
由于成稿仓促，原稿中也存在大量问题。责编认真审读书稿，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大量修改工作：
1.
结构的调整。原稿在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上都存在不足之处。原稿分为上下两编，分别论述作为医学问题和作为社会问题的艾滋病，但后者篇幅为前者的两倍，有头轻脚重之感。我于是将下编中第三章“飘扬的红丝带”的内容独立设为一编，起编名“正确面对艾滋病”，这样，书稿就成为上、中、下三编的结构，不仅篇幅比例更加均衡，层次也更加清晰。又如，第三编中原来只有“飘扬的红丝带”和“他们感动中国”两章全书就结束了，责编认为，在“他们（高耀洁、桂希恩）感动中国”之后，必须落脚到“我们”（即青少年读者）该如何行动，才能达到编写该书的教育目的。后来，作者采纳了我的建议，增加“我们怎么办”一章，使书稿具有逻辑结构的内在合理性。
2.
语言文字的润色修改。虽然书稿由武大文学博士后参加撰写和负责统稿，但也许因为时间仓促，作者写完后没有仔细检查和认真修改，原稿在语言上存在大量问题，比如语言不精练、语句过长、语法不通、表述过于随意和口语化、重复、错别字和标点符号错误，等等。责编通过两次认真修改书稿，并将修改稿请作者通读确认，基本解决了上述问题，做到了文通字顺，保证了该书的文字质量。
3.
数据的检查核对。书稿中罗列了大量的数据，涉及全世界及各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病人数，死亡人数，儿童、妇女人数及各种百分比，等等。数据资料的来源不一，导致原稿中多处出现前后说法不一致的情况。另外，有的数据资料过于陈旧，大部分是引用1998年以前的资料，在艾滋病迅速蔓延的今天，与实际情况会有较大出入。而且，作者在引用这些数据资料时全盘照搬，没有做文字上的技术处理，导致很多类似“估计到2000年，该地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将达到……”、“1998年共有250万人死于艾滋病，是艾滋病流行以来因艾滋病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这样不合时宜的句子。责编与作者一起，重新查找有关数据，对陈旧的数据进行更新，对前后不一致的数据根据权威机构或媒体的报道进行了统一，对涉及数据的“不合时宜”语言进行模糊化处理。经责编和作者的共同努力，已基本上解决了数据问题。
4.
引用资料的改编处理。书稿中引用了多家报纸、网站有关艾滋病的报道，以辅文的形式“链接”于正文。但是作者仍是原样照搬，没有对资料做适当的取舍，使有些资料偏离正题。而且，原文中的错误也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书稿中。比如《艾滋抢匪血染民警手》详尽地描写民警抓捕艾滋抢匪的过程，《孕妇为误诊艾滋索赔一万》大篇幅报道官司进展情况，等等。还有多处引用前几年的报道，但文中仍用“今年”等字眼。虽然作者在文末标明了资料出处，但责编认为很不直观，容易导致读者产生错误的第一印象。因此，责编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改编处理，删除与主题无关的文字，使所有的资料内容紧凑，一目了然。
经过以上几个方面的认真加工改造，书稿在质量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责编相信，该书一定能为我国艾滋病防治事业发挥一份作用。
现书稿达到齐、清、定的要求，可以发稿。
以上意见妥否，请二审定夺。

《苦于赞美》的初审意见 2005-08-02

王远彦
本集是《武汉作家文丛》两本诗集中的一本。张执浩，1965年生，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此后在武汉音乐学院任教多年，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他是当今文坛上既写诗又写小说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先后获得2002年度“中国诗歌奖”和2004年度“人民文学奖”。
本诗集收录了作者15年来诗歌创作中的151首诗作。如何评价其诗作？今年5月，市文联主办，《人民文学》、《诗刊》、《南方文坛》共同协办了“张执浩作品研讨会”，会上，文学评论家们作了这样的评价：张执浩的诗歌创作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直入人心的力量。尤其是他能将具体的可感的日常生活细节和深刻的人生体验，以及爱的情感，糅合得无间无隙，语言的表现极其充分而又毫不夸张，诗意深邃而又纯净透明。
本集的书名为“苦于赞美”，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诗人的创作宗旨。原文出自于《内心的工地》，“心中有美，但苦于赞美”。正如诗人在跋中所说，“这个时代的写作由于爱的缺席而导致了文本力量的丧失，作者和读者几乎同时成了生活的旁观者”，有感于社会与人生的喧嚣与浮躁，作者仍一往情深地呼唤“爱”的到来。如果“心中之美”不再只是一种向往，而是生活的现实，诗人乃至我们人类就不再会苦于赞美了。
诗人用他的诗，用他敏锐的感受，用精警的语言，用种种意象，鲜明而深刻地表达了这一主题。其代表作有《亲密》、《寻找调门的人》、《内心的工地》、《曾用名》、《糖纸》等。
一审的情况已与作者交流，可见一审稿。不复赘述。
建议发稿。

《科学》(九下)审读意见 2005-03-20

万 忠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科学》共六本，前三本已通过初审，正在使用之中，后三本即将送审。九年级下册为其中一本，此次编辑打样即为2月28日送审做准备。

书稿到得比较晚，2004年12月27日先到了两章，此后陆续到稿，直至1月20日才全部到齐。接到书稿后，责编就开始审稿，由于时间紧，采取审完一章退一章，审稿和修改同时进行的工作方式。第一次审稿、修改工作完成后，即送照排公司排版，排好版的稿件责编看一份，作者看一份，主编看一份，看完后先并样，再修改，再送排版公司改样。如此反复了六次，其中责编看了四次，二审一次，三审一次，其间同时进行的还有国家级专家征求意见一次，专家集中审稿一次和校对科校对一次。因此，总的算来，这部书稿从书稿到最后打样，反反复复审稿，来回了九次。其中图的修改，大多是直接在电脑上完成的。
责编的四次审稿，每次工作重点都不一样，主要完成责编的工作，但有时又充当作者和校对的角色。审稿中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对稿件进行了审查和修改。
1．与课标逐条核对，检查知识点有没有超标、遗漏或不足。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与作者讨论，由作者修改。
书稿中知识点超标的有四处：第二章中的“2．1 从宏观到微观”、“2．2
从低速到高速”；第四章中的“比热容”的概念；第五章中的“放射性的污染”；第六章中的“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统一”、“生物个体结构与功能的统一”、“细胞结构和功能的统一”。这四处内容在课标中都没有见到文字要求。
知识点遗漏的有两处：第四章中，课标要求“举例说明化学能与内能的转化”，了解水平，但书稿中没有相应的内容；第四章中，课标要求“通过对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发现史的学习，领悟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领悟水平，但书稿中没有科学史的内容。
写得不足的有三处：第一章中，课标要求“知道超星星爆发”，了解水平，但书稿中仅仅出现了这个词，未作进一步的描述；第四章中，课标要求“描述克服摩擦做功与物体内能改变的关系”，理解水平，但书稿中写得比较简单，达不到理解水平；第四章中，课标要求“说明生物体能量的来源和转化”，理解水平，但书稿中只是提了提，达不到理解水平。
2．检查书稿中知识点与其他几册的知识点是否存在重复和衔接不上的问题。对发现的大的问题，提出与作者讨论，由作者修改；对确定的小问题，责编修改后经作者认定。
有个别重复的现象，如第四章中，“能量的表现形式”写到了能源的内容，和九年级下册重复了。第一章中，“你能辨认牛郎和织女吗？”这个问题在七年级上就已经解决了等。
３．检查结构上是否存在逻辑不通的问题。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与作者讨论，由作者修改。
结构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大的体现在一章中节与节之间不连贯，如第四章中，热能的概念还没有提出，就谈热能的改变；燃料的热值没提出，就先讲热机，不便于学生理解。有的节与节之间存在交叉内容，如第一章中，1．1是“恒星的演化”，1．3“地球的演化”中，又谈到了宇宙的演化、太阳的演化和地球的演化。小的体现在节下的引入文有的太长，有的太全，有的却与下文无关，如第二章中“从宏观到微观”的引入文太长，“物质世界的空间层次”的引入文则与下文无关，第三章中“氧循环”的引入文又将下文主要内容全部写了出来。标题不能概括下文内容，如第一章中，“地球的演化”不能概括宇宙的演化，第四章中，“热现象”不能概括“功和热的关系”等。
４．核查有没有知识性错误。对发现的大的问题，提出与作者讨论，由作者修改；对确定的小问题，责编修改后经作者认定。
小的知识性差错还是有一些，如第三章中，“氮元素是各种氨基酸和蛋白质的构成元素”；第四章中，扩散的定义不准确；“电磁铁”与“通电螺线管”混为一个概念；化学能的概念错误；电能的概念错误，第六章中，细胞膜的“选择透过性”误为“选择透性”等。
５．核查书稿中引用的数据、史料、引文等是否准确、陈旧。对发现的大的问题，提出与作者讨论，由作者修改；对确定的小问题，责编修改后经作者认定。
如第一章中，浑仪出现的时间不准确；第三章中，关于人类年固氮的一个数据是1968年的，太陈旧了；第六章中，关于《湿地公约》的数据是2000年的，还可以往后推等。
６．对语言文字作处理，使科学、准确、精练。
书稿中语言罗嗦、表述不规范、口语化、不严谨、词不达意甚至病句等的现象比较普遍。如“晴朗的夜空”、“我们的宇宙”、“我们的地球”、“纯净的空气”、“动物通过植物或其他动物得到氮”等等。
７．对数据、公式、单位、标点、版式等作规范化处理。
８．对图片作专项处理。
图片大部分是从其他图书或图库中找来的，未经处理就直接使用，因此存在不配套的情况；还有的图没有太大的意义；有个别图与其他几册重复使用。如第三章中，氮循环示意图太复杂；第五章中，核电站结构示意图也很复杂，没有必要。第六章中，植物对光的反应的图与九下相同等等。
修改的详细情况见稿件审读记录表和原稿。
总的来看，书稿根据《全日制义务教育科学（7—9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要求编写，体现了新课标精神，也和其他几册保持了一致性和连贯性。
经四次反复审稿后，书稿的质量应该还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由于时间短，责编的知识结构和精力有限，以及稿件始终不能最后定稿（几次大量减内容和加内容）等主客观原因，书稿离送审的要求还是有距离的，在责编看来，至少有以下两个问题没能得到解决：
１．在结构上，由于原来的第二章超标，经专家看后决定拿掉，而其中一节“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必须要，就只好放在第一章的最后，使得第一章结构松散，拼凑痕迹明显。由于硬生生地拿掉了第二章，原来的结构被完全打破，使第一章与其他几章脱节。且第一单元只有一章，而第三单元四章，比例严重失调，也是不适合教学的。
２．书稿中“想一想”、“读图”、“讨论”等栏目中的提问十分随意，有的问题提得很大，学生根本没办法回答，有的问题与下文无关，有的就是对该知识点的直接提问，一点也不艺术，更谈不上起到启发和引导学生思考的作用，由于问题设计的不成功，探究性学习的思路难于体现。对于这样的提问，责编尽量作了修改，但的确很难改好，因为这些需要重新设计，而不是改。
由于2月28日必须送审，以上意见只有请作者考虑下一次解决。建议发稿。

《科学》（七上）审读意见 2004-02-06

张 平
《科学》教材（7～9年级）于2002年通过立项，是我社当年获教育部审批的惟一一种国家义务教育教材。这标志着我社出版事业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此项目作为社里的经济增长点及显著社会效益的期待项目，受到社领导的高度重视。遗憾的是，2003年曾先后两次送审均未通过。最近的也是最后一次送审时间是2004年2月18日。故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内要完成对原教材送审稿的重新审稿、修改、编辑加工、排版、校对、印制等工作，任务十分艰巨。
2003年12月，正值年度工作紧张“收宫”的关键时刻，我们接到了社领导下达的这项任务。
通过认真审稿（原送审样），发现《科学》（七上）送审样中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结构布局上的问题
八章前后体例不够一致，各学科之间写作风格上也不太一致。设置的栏目偏多（共11个），且各栏目的表现形式单一、重复、雷同，分不清主次。有的栏目内容与栏目名称不相符、不协调，如P115的“分析与思考”。第七章、第八章的编写体例与前面不一致。
二、标题上的问题
1.有的标题与整体风格不一致，有的不简洁，不确切（见目录、P166、P169、P171等）。
2.一级标题的汉语拼音注释是多余的，且容易与英文注释混淆。
3.红色标题用得过多，对学生视力有影响。
三、内容上存在的问题
1.语言结构层次不清（如P20最后一段），衔接不够自然（如P21第1段），前后照应不够周密（如P2中间一段），详略不当（如P154等）。
2.逻辑混乱、概念模糊。
3.语言应用混乱，病句较多，语言结构不完整，必要成分缺失（如P27），词语搭配不当（如P178），主语移植。
4.语言不够精练，有较多的不必要的修辞、浮词赘字冗句（如P10、P117）。
5.论述不严谨，缺乏逻辑性（如P23、P51、P46、P92、P96、P132等）。
6.存在知识的连贯性和系统性问题，有些必要的概念定义无，而有些知识概念又超标（如“研究光的性质”中“色数”的概念、“光路图”的给出等）。
7.有的假设脱离实际（如P62），有的提问不科学（如P86）。
8.有的思考题题目出得太大，学生无法回答（如P30），有的题目出得不太科学（如P157）。
9.个别资料选材不太适宜（如P87、P147、P155等）。
10.有的实验活动操作步骤不明晰，学生操作起来有困难（如P93～P94）。
11.资源来源问题（如P59，数据应标明哪一年的统计资料）。
12.重复现象较多，既有语言的重复，也有提问的重复（如P1P95、P132）。
13.有的地方科学的严谨性、严肃性不够，过于科普化（如P146“准备出生”，P148“哺育希望”等）。
14.人称代词使用混乱。
15.差错（硬伤）较多。
①错别字[如P24精制（致），P145人工受（授）精、副（附）睾、桔（橘）子、粘（黏）等]。
②标点符号错误比较多（第一面就有）。
③计量单位错误（如P25、P26、P12）。
④外文字母的大小写、正斜体错误（如P25、P12等）。
⑤插图错（如P54、P134、P150等）。
四、编辑排版上存在的问题
1.字体字号单一，以致有的版块间难以区分（如P36、P64）,不利于突出重点。
2.重要的知识点一般都铺了色块，但个别遗漏。
3.图的编号不一致，有的未用图名，有的图名文字字体字号不统一。
4.表中所用线条不一致，无表名。
5.每一章“本章要点”另面排所造成的空版面未加处理（如P29）。
6.数字与文字之间未留空，四位以上数字未分节。
7.计量单位表示方法未与国际接轨。
8.较多地方出现版面错误及排版不合理。
9.装订错误（如P165～166中留两白页）。
10.正文色彩过于丰富，显得有些花哨，分散学生学习注意力，没有一个主基调。
11.开本偏小，版面显得拥挤。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先后与作者交换意见四次，绝大多数问题在修改上达成共识。对原送审稿、修改稿以及校样，责编进行了三次认真的审稿，对第七章、第八章的结构做了局部的调整，使全书结构更趋合理，体例上做到基本一致，版本上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教材审定工作办公室《关于同意立项编写中小学教材的通知》精神，改为16开本。由于原照排软件存在问题，此次也换了软件改用蒙泰软件排版，因此重新排版的工作量也很大，同时美编对书稿也进行了重新设计。
由于时间紧，不允许有返工现象发生，故这项系统工程必须要有科学合理的、周密的安排，各个环节要各负其责、协调一致。在社领导的统筹安排下协调了编辑、照排、校对、质检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我们一直在室领导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工作，工作进展比较顺利。
现请复审、终审。
后附《科学》排版要求和工作时间安排。

《聂绀弩全集》（第八卷）编纂审读意见 2003-11-16

李杏华 《语言文字论 译文》共收录61篇文章。 其中《从白话文到新文字》（1936年大众文化版）是全部入集，而《语言 文字 思想》（1937年大风书店版）则剔除《自序》（收第9卷）、高荒所作3篇、《给一本厦门话新文字小册子作的序》（收第9卷）、《谈野叟曝言》（收第7卷）、《爱智庐》（收第2卷）共7篇及与《从白话文到新文字》重复的部分。以上收计16篇。 本卷另一部分篇目编自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待整理出版、作者自拟题目《语文半世纪》的部分篇目（共10篇），其中《语言 文字 文章》（前两节）、《释舅姑》、《广“古有复辅音说”》是手稿。其余20篇及译文（15篇）则散见于报刊、手稿。 上述文字的整理辑录，以最初出版的篇目入集，重复剔除。散篇则按时间顺序排列。在编辑整理的过程中，因作者写作年代跨度大，各年代文字规范标准不一，我们按全集标准，按现代汉语规范统一，如“底”改“的”、“甚么”改“什么”、“象”改“像”（特殊情况除外）、“这（那）末（们）”改“这（那）么”等。但有的词语于现代汉语中不常用，但亦有相应常用的词语的仍保留，如“答覆”的“覆”于这一义项同“复”；“澈底”同“彻底”；“ 译”的“ ”正好同“翻”的第6义项“翻译”等，保留这些词语，以便读者品味到作者使用语言的独到。 本卷多数篇目虽已编辑出版或发表过，但因落后的排版技术和作者本身使用文字的个人风格比较突出，比较随意，而出现大量错讹及不规范之处。主要有： 1.繁、异体字的大量使用：旂—旗、遞—递、憲—宪等。 2.的、地混用，如P31“简单的说” 3.标点符号大量不规范使用。 ①以单引号表示书名。 如，P39：果戈理的‘钦差大臣’ ②几个书名合用一个书名号。 如，P21：《觉悟时事新报》——《觉悟》、《时事新报》 P67：《一天的工作伪自由书》——《一天的工作》、《伪自由书》 ③完全不加书名号。 如，P42：左传第一句……——《左传》第一句…… P246，白虎通韩诗外传春秋繁露广雅——《白虎通》、《韩诗外传》、《春秋繁露》、《广雅》等 ④领属关系不注明。 如，P128：《新约全书路加福音》——《新约全书 路加福音》； P138：《‘四声实验录’序》——《四声实验录 序》。 ⑤前后表述不一致。 如，P133：国语运动史纲、《国语运动史纲》、《史纲》等。 ⑥错用标点；完整的引文，而句号、问号、感叹号置于引号之外；单引号作双引号等。 如，P29：更不用谈古人……假借字，（也就是……）了——句中逗号应删掉。 P42：‘冠字’——改双引号 4.错漏非常之多。 如：土著八口——“八”改“人”；张之沿——“沿”改“洞”；绅士淑们——加“女”；《文昌帝君阴文》——加“骘”于“文”前；《汤显祖尽牍》——“尽”改“尺” 5.随意简省，有时前文亦无提示。 如：《通纪》——《通览晋纪》；《古疑补》——《古书疑义补》等。 6.本卷中，引文虽不多，但引文所出现的问题却很多，如P17～18，作者三处引用了相同的文字，但三处文字却不相同（包括标点），甚至有背文理的。编者只有依据文理加以推测、取舍或更正而加以统一。 …… 其余诸问题一一见记录。（记录只录一半，但有40余页） 《语言文字论》中，大部分的文字是谈文字改革及对当时语文运动的意见，于当时有积极的作用。而作者对于语言现象的研究则有一定的深度和价值，如《一个文字改革工作者的话》、《语文七札》等。《四声论及其他》、《释舅姑》、《广“古有复辅音说”》则是非常专业的关于古音、古文字的研究。如《释舅姑》是关于极具代表性的上古音的问题，这些古音还存在于某些方言之中。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的讨论已经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但作者毕竟不是古音韵、古文字的研究家，加之文稿又是手稿，所以，存在大量的问题。如引文的前后不一致，甚至错误。如：P206，引汪荣宝的《戈哥鱼虞古音考》（作者原文为《戈哥鱼虞模古读考》）；引《说文》：“老，老也”（应是“老，考也”）。行文过程中，还出现大量省略。如《释舅姑》原稿P4：“苏、疏、晋、鸟（应是“乌”）…、…、狐、壶、胡、余、…、…”等，编者查校大量的资料以补充。其实，这些留有空白的地方，有的根本无须添加什么，有的的确是要加入内容。又如： “二、　即童梁——《尔雅》：‘　、童粱’注“……” 这里，作者居然连所讨论的对象也给省掉了。查资料，推测此被省之字应是“稂”。 又如，《广“古有复辅音说”》P29： 以“丽”得声的，或为“ ”、“ ”、“酾” 上面的“ ”应是“灑”；“ ”应是“ ”，而不应简为“ ”“ ” P29：四，以“丹”得声的，或为“ ”或为“ ” 这个例子根本就是错的，应为“以‘ ’得声的，或为‘ ’或为‘ ’” …… 在作者的手稿中，这些问题比比皆是。编者翻检了大量资料，多方求教，方使许多问题得以解决。若按编全集的原则，还作者作品的历史原貌，恐有的文章无法使读者阅读、卒读。故尽量补足原意的表述，从而使“文章”像文章，“图书”像书。作者较注重思维之表达，而不太注重论证之严密，更多的是一个“写”家，而不是一个“研究家”。我这样做，也是让学者诸人去评价聂老的文章得失，而少去臧否他治学的态度。 取舍、查证、修改后的《语言文字论 译文》可以发稿！但仍需打磨！ 以上意见仅供二、三审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