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不渝唐敖庆

唐敖庆(1915—2008),江苏宜兴人,中国理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在物质结构配位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果,获得了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中国理论化学家唐敖庆

“我的课想请您代劳”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曾昭抡、华罗庚和吴大猷三位教授,各带两名助手到美国考察和学习原子能科学。曾昭抡决定让唐敖庆作他的一位助手;吴大猷选了李政道和朱光亚;华罗庚的助手之一是孙本旺。

到了美国以后,唐敖庆由曾昭抡教授推荐,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化学系的哈弗尔德教授。

不久,哈弗尔德听说唐敖庆除了听化学系的课,还忙于听数学系的课,不免有点吃惊,因为当时理论化学还未展开,搞化学的很少有人去关心数学,而是忙于在实验室里作观察。有一天,哈弗尔德找到唐敖庆,问:

“唐先生,听说你在听两个系的课?”

“是的,教授,”唐敖庆很尊敬哈弗尔德教授,因此回答时很谨慎,“我想同时拿两个学位。”

啊!哈弗尔德吃了一惊,他看了一眼唐敖庆,见这位年轻的中国人诚挚、坚毅,他知道这是一位大可造就的人才。他赞赏地点了点头,并关心地嘱咐:

“你可要注意身体啊!”

正当唐敖庆在化学和数学两个王国里展翅翱翔时,他的眼睛出了问题。他的眼睛本来就高度近视,戴的眼镜已经到了1000度以上。现在,由于用功过度,他坐在第一排仍然看不清黑板上写的字。医生也警告他,再不注意就会引起失明的严重后果。

怎么办呢?强者在困难面前总是有办法的,也绝不会退缩。《西游记》(这是唐敖庆很喜欢看的一本古典名著)上不是说过吗,“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唐敖庆想,眼睛视力不好,那就训练记忆力,以此弥补视力不足所造成的困难。于是他上课时专心听讲,把教授讲的内容强记在脑子里,课后再根据记忆加以整理,记在笔记本上。这种新方法,虽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逼出来的,但却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他不仅课听得更好,而且还训练出了惊人的记忆力。这种强记的本领,直到他老年时仍不衰退。

第一年学习结束了,唐敖庆的汗水没有白流,他每门功课都独占鳌头,并因此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荣誉奖学金”。这种奖学金每一万人才评上一个,整个哥伦比亚大学只有三个人评得上,而唐敖庆只来了一年就评上了,这是何等的不容易啊!要知道他除了视力不好的困难以外,还要克服初来乍到时的语言障碍。

在这段学习时期,还有一个令人不能忘怀的插曲。有一天,哈弗尔德教授把唐敖庆请到他的办公室里,很亲切地对他说:“唐先生,真抱歉,有一件事想麻烦您一下。”

唐敖庆有点奇怪:“什么事?教授,我尽力而为。”

“我明天要到外地去讲学,我的课想请您代劳。”

唐敖庆犹豫了一下,问:“教授,我能行吗?”

哈弗尔德教授说:“我相信您一定能行!”

让中国的留学生代教授上课,这还真是新鲜事。消息不胫而走,很多学生知道了这桩新闻,一时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他的确很不错,代几节课那是小菜一碟,没问题;有些抱有怀疑、忌妒心的同学,则想看一看这位高度近视的中国留学生在课堂上出洋相。

结果那一次讲课,受到学生热烈的好评,那些想看笑话的同学们,也不得不承认唐敖庆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生!

“我们是中国人,要写出中国人的水平!”

孙家钟是1952年来到吉林大学的,那时他只有23岁。当时他听说化学系有一位外号叫“圣人”的唐敖庆,从北京大学调来,才华出众、教学认真,于是慕名来到吉林大学化学系。后来留校工作,因没有多少教学任务,竟成了唐敖庆的“业余”研究生。唐敖庆给他布置的第一部阅读资料,就是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费米的《热力学》,还让他去物理系、数学系听课。

有一次孙家钟有事不能去数学系听课,唐敖庆说:“我去听,回来我给你补上。”过后,唐敖庆果然将几页听课笔记交给了孙家钟。

孙家钟在唐敖庆的指导下,撰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分子的平均链长》。这篇论文于1960年寄给《物理学报》,编辑部决定发表。唐敖庆在北京知道这事后,从编辑部取回这篇论文,再一次仔细阅读后又带回长春,要孙家钟再作修改。孙家钟当时年轻,有些不悦的表情。唐敖庆十分严厉地说:

“我们是中国人,要写出中国人的水平!”

“不搞要误大事的!”

1979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国际量子化学会议上,孙家钟、江元生两位教授将他们集体研究的成果《配位场理论方法》带到会议上去时,在座的人还没等孙、江分发资料,就把资料一抢而空。参加会议的学者看了他们的论文后,在高度赞赏之余,都不敢相信这项具有高度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竟然早在14年之前就在中国完成了。

国际量子化学研究会主席卢丁教授在1979年访问中国时,激动地称唐敖庆为“中国的量子化学之父”。唐敖庆觉得这种赞誉太过分了。他对学生说:“我的工作都是在国内做的。在国内做的工作,主要应听国内专家的评价。”

尽管唐敖庆的研究工作硕果累累,他的年龄也很大了,但他仍然时刻把眼光盯在理论化学研究的国际前沿和国内薄弱环节上,从不放松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他曾说:

“我常想,有的老科学家一生都很出色,可是往往遇上了什么刺激就不能从事科研工作了。这是很可悲的。我坚持不懈地工作,就是想用勤奋来保持大脑永不衰退,思维能力永不衰退……所以我不会遇到这种情况。”

这句话一点不假。当他正在向配位场理论发动攻势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同样遭到了厄运。在扑朔迷离的政治动乱中,唐敖庆真是一筹莫展,迷惑不解,与他相敬如宾的妻子劝他:

“你身体都这个样子了,研究工作放一段再搞吧。”

他大声回答妻子说:“怎么能不搞呢?不搞要误大事的!”

妻子听了大吃一惊,因为他很少对她大声说话,但是她很快了解唐敖庆心中隐藏的苦楚,就开始支持丈夫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