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1912—2010），江苏无锡人，中国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上海大学校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
中国有一句成语“名落孙山”。这个成语与钱伟长有什么关系呢？这其间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1928年，钱伟长的四叔钱穆到苏州中学任教。秋天，苏州中学开始考试招生，钱穆嘱咐钱伟长一定要到苏州中学参加考试。钱家是一个很有家学渊源的大族，但是到钱穆这一代家势逐渐衰败，因此钱穆和钱伟长的父亲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在下一代培养出一个大学生，重振家风。
钱伟长（前排右1）与四叔钱穆（前排中）、大妹（前排左1）合影
这时，钱伟长的学习状况并不让人乐观。因为连年战乱，到1928年已有16岁的他，才零碎读了五年的书。在父亲和几位叔叔的指点下，国学和历史他学得很好，有一些功底，但是数学没有学过四则运算，平面几何只学过不到一学期，三角函数、外语和物理根本没有学过；而且，初中三年他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学校读的，最后连一个毕业文凭都没有。而苏州中学在江苏那是赫赫有名，与常州中学、扬州中学并称为“江苏三大名校”。能够考取这三所中学，以后考取大学就不会有问题。
钱伟长没有信心考取苏州中学。但是幸亏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出色，国文成绩得了一个第一，因此榜上有名——以最后一名录取的。因此有人戏称钱伟长是“孙山第二”。他的父亲得知儿子考取苏州中学十分高兴，他还告诫儿子：
“孙山虽属榜上末名，却是后来居上，成了江南才子。你今后也要后来居上！”
国文成绩第一还引起了一个小小的风波。这是因为他的四叔钱穆是苏州中学首席国文教师，钱伟长国文成绩第一不免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是不是钱穆把题目事先透露给钱伟长了。苏州中学后来还派人到无锡调查，得知钱伟长国文成绩一向很优秀，这件风波才平息下来。
1931年9月，钱伟长考取了清华大学。由于家庭贫寒加之多病，钱伟长的身体并不很好。新生报到后的第一天，要到体育馆作体格检查，检查的第一项是测量身高。测量身高的标杆起点是1.5米，结果钱伟长站在标杆下居然还没有达到标杆的起点高度。站在一边的体育教授马约翰惊讶地喊道：
“Out of scale！”
钱伟长高中毕业时的照片
钱伟长的英语那时还很差，不知道马约翰教授喊的是什么意思。别人告诉他，是“不合格”的意思。那时钱伟长已经18岁，身高却只有1.49米。马约翰没有见过这样矮的学生，所以不由自主地惊呼了一声。
接着的检查是测量体重——体重过轻；测肺活量——肺活量不足。这时钱伟长感到情况有些不妙，担心清华大学会因为身体的原因取消他的入学资格。最后一项是跑步——绕操场跑一圈，大约400米。钱伟长一定是觉得这个最后的机会不能够再不合格，于是在跑步命令下达后，立即撒开双腿拼命地跑起来。400米跑下来，他已经喘不过气来，当时就躺在操场上不能动了。马约翰教授被这个瘦弱小伙子身体里的那股子拼命三郎的精神打动了，说：“这个人了不起，能拼命。”
从此以后，马约翰教授特别注意这个拼命的瘦弱年轻人。在他的鼓励下，入学后钱伟长开始积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的训练。从第二学期开始，钱伟长参加了学校越野队。这件事有一些偶然。有一天钱伟长刚从图书馆出来，学校正在举行越野比赛，钱伟长所在的班级缺一个人，马约翰教授就让钱伟长去凑数。于是，钱伟长与同学换了一双胶鞋，脱了长衫长裤就上场了。出人意料地，钱伟长不仅顺利跑完全程，还拿到了第八名。这次无心的比赛使钱伟长成了班级越野队的成员。从此以后，他开始作为越野队的成员进行刻苦训练。每两天要从清华园到颐和园跑个来回，全程约4000米；每两周要到西直门跑个来回，全程约8000米；每月一次乘车去天安门再跑回清华园，全程约1.2万米。
艰苦的训练不仅能锻炼人的体能，也能锻炼人的意志。正是靠着这种拼劲和猛劲，钱伟长圆满地完成了他在大学的学习，并且成为校运动队长跑、中低栏、足球等多个项目的优秀运动员，他的身高也奇迹般地从1.49米长到了1.65米。
此后，钱伟长一生都保持良好的锻炼习惯，每天坚持锻炼。他曾经说：“如果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懂得运动，这很不容易，而这正是历史与社会赋予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2002年，90岁的钱伟长在接受采访时说：
“现在都提倡素质教育，我觉得素质教育首先要重视体育教育。因为首先，体育运动培养一个团队精神，比如球队，球队要的是团队精神，光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不光是球队，其他方面也是这样。其次是拼搏精神，做什么事情都要拼搏，不能想着慢慢地成功，这是不可能的，这两个都是体育训练中最重要的东西。”
1931年高中毕业后，钱伟长报考了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和武汉大学。结果五所大学都榜上有名，他选择了清华大学。
读高中时他喜爱文科，对理科兴趣比较差。考清华大学时他的国文和历史考了200分，而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一共只考了25分（其中物理5分），总分225分。
国文和历史考题都是由历史系主任陈寅恪教授出的。国文题中有一道题是对对子，上联是“孙行者”，要求学生对下联。标准答案是“胡适之”，但是钱伟长的答案是“祖冲之”。陈寅恪觉得这个下联比标准答案还略高一筹。作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赋”，钱伟长的文章文采斐然，陈寅恪给了满分。历史考题只有一题，却非常刁钻：写出二十四史全部书名、作者、卷数和注者。这个题目难倒了许多学生，有人甚至只得了零分，但是钱伟长还是得了一个满分！
陈寅恪满心喜悦地等这位文科高材生报到，却一直没有见到这个学生的人影。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位文科状元、理科成绩只有25分的学生，出人意料地去找物理系主任吴有训，要求到物理系就读。这让吴有训大吃一惊，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以前有一些学生（如钱锺书）文科成绩非常好，理科得零分，清华大学也录取了，但是还没有一个这样的学生居然敢要求转到理科读书！
1935年，钱伟长获得清华大学理科学士学位
吴有训问：“你文科成绩好，为什么不去文科？理科成绩这么差，为什么反而要学理科？”
钱伟长说，当他去上海考交通大学时，路过外滩，顺便想到外滩公园看看。走到门口居然在一块牌子上看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钱伟长悲愤地想：在中国的土地上竟有这样的牌子，洋鬼子们如此欺侮中国，不就是靠的船坚炮利吗？于是突然决定要学的是能够救国救民的科学技术，让中国强盛起来。钱伟长振振有词地说：
“中文、历史都打不了仗。中国老吃败仗就是因为飞机、大炮不如人家。所以我要进物理系。”
吴有训态度很坚决：“物理系每年就收这么些学生，你进物理系就会占别人的名额。我和陈寅恪教授、杨树达（语言文字学家）教授都很熟，就没听说历史、国文就不能救国的。”
钱伟长没有气馁，一方面跟吴有训软磨硬泡，另一方面钱伟长还找了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帮他说情。叶企孙得知钱伟长的要求之后，特别赞赏，认为国难当头，钱伟长能够为国家而弃文学理，理应支持。他得知钱伟长物理不好，还鼓励钱伟长：
“物理这东西，跟历史一样。《史记》中有‘太史公曰’，物理定理也像‘太史公曰’一样，需要融会贯通，不能死记硬背。”
1940年8月，第七届留英公费生在俄国“皇后号”邮船上。前排左1是林家翘，左5为钱伟长，后排右3为郭永怀
另外，叶企孙还建议钱伟长请四叔钱穆疏通文史两系的教授，以求得到教授们的谅解。但是吴有训担心钱伟长学不好理科，还是没有同意。钱伟长又去找顾颉刚帮忙。顾颉刚是苏州人，与钱穆是朋友。他说服了顾颉刚以后，顾颉刚对吴有训说：
“年轻人有这个决心和意志，为了国家强盛而要求学理科，应该满足他的要求。你就让他学吧！”
吴有训只得勉强同意，对钱伟长说：“那好吧！你到物理系先读一年试试，如果你的微积分和普通物理在70分以上，你可以读下去；如果这两门成绩不到70分，你再去学文科也还不迟。”
就这样，钱伟长终于进了物理系。一年后，这两门功课成绩都在70分以上，正式成为物理系的学生。
1935年6月，钱伟长以优秀的成绩获得清华大学理科学士学位。
1943年6月，钱伟长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经辛格教授的推荐，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加入冯·卡门领导的哥根海姆实验室喷气推进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工程师。在这儿工作的中国留学生还有林家翘、郭永怀和钱学森。
在喷气推进研究所，钱伟长的研究进行得十分顺利，不断取得好的成就，职位逐年提升，薪水也一再增加。但是这些并没有使他安下心来，他的心仍然不能忘怀当年决心学习理科的伟大志向。1945年9月2日上午9点，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钱伟长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心回到中国，他相信他所学的科学知识一定能为祖国所用。但是，冯·卡门舍不得这位干才离开，多次挽留。钱伟长言辞恳切地对卡门说：
“我已经离开祖国七年了，我很想念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孩子连我的面也没有见过，您总该给我一个探亲假吧！”
冯·卡门终于同意了，但是深情叮嘱他尽早回来。钱伟长为了让大家相信他不久就会回美国，作出许多假象：刚升级补发的工资故意不去领，办公室的一切摆设照旧，为住房预付了半年房租，许多书籍和资料都留在美国，一切轻装，仿佛出差的样子。但是他心里十分明白：此行一去不复返。多少年以后，钱伟长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老实说，我在国外的生活是非常舒服的。我领导了一个庞大的工程师队伍，就是做‘洋’官的人——当然我是技术‘官’。但是我不稀罕这个，那是为美国做事，做出来的导弹、火箭都是为美国用的。我干吗要那样？我要回国。”
回国后，他进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任教。
十四年抗战刚结束不久，接着又开始了内战，兵燹连绵、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一个名校教授的薪水，居然还不够度日。不得已，钱伟长只能再到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去兼课，挣钱以补贴家用。
1947年，还在喷气推进研究所工作的钱学森回国结婚，这时钱学森的年薪已经达到八万美元。他看见钱伟长如此贫困，就劝他再回到喷气推进研究所去。钱伟长看到家中老母和儿女苦不堪言的现状，也动了心。不久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所同意他回去复职，他就到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办理签证需要填一张表格，里面有许多问题，比如学历、信仰等等。钱伟长一路填了下去。但填写到最后一个问题时，钱伟长决定不去美国了。那个问题是：“如果中国和美国开战，你为美国效力吗？”钱伟长毫不犹豫地填了一个“No”。
关于这段往事，钱伟长在回忆中说：
美国大使馆注册，好多问题，我都无所谓，你信什么教？我说我没教，他说不行啊。因为不信教在美国人看来就像是野蛮人。后来他让我填“孔教”。最后一条，我填不下去了。问中国和美国开战的时候，能不能忠于美国。我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忠于美国人。我就填了一个“NO”，我不填“YES”，我决不卖国。结果就因为这个，我没能去美国。当然，我在填这个“NO”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我告诉他们我不去了。也许有人要说，你的目的就是去美国，为什么不变通一下呢？但我做不到，我忠于我的祖国，时时刻刻，心口如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7年以前的一段时期钱伟长工作得十分带劲，也颇有成绩，受到重视。1951年在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力学专业的研究生，这是新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开始，这年他还出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1956年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他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学二等奖。
但是好景不长，到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他对中国高等教育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因为这些意见，钱伟长被宣布为“极右分子”，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包括培养研究生、学术期刊编委以及讲课等等），保留教授职称，降级留用（从一级降为三级）。幸运的是，钱伟长没有像大多数右派一样被发送到黑龙江的北大荒劳动，而是留在清华大学。据说这是因为毛泽东在偶然提到钱伟长时说过一句话：“这个人我知道，他教书教得很好。”也许真是这句话救了他？
钱伟长在首钢与工人师傅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期间，钱伟长和另外两个教授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首都特殊钢厂劳动。这时年已55岁的钱伟长，成了一名三班倒的炉前工。炉前工是一种非常辛苦和需要很棒身体的工种，那长长的铁杆重量就有52公斤，钱伟长连拿都拿不动，何谈用它操作！？但是，他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喜欢用脑子的科学家和实干家，因此他就地设计了一个三条腿的铁架子来支撑铁杆，这样在操作起来就省了很多力，不但他可以操作，工人们也节省了很多力气。此后，钱伟长还成了特钢的“万能”发明家，屡屡为工厂作出解决大问题的发明。例如在他的设计下，特钢制造了一个800吨的水压机，建了一个2000平方米的热处理车间。因为这些贡献，工厂和工人们都认识到这位特殊工人的价值，开始亲热地叫他“老钱”。后来，工人师傅还请钱伟长为他们讲技术课。这对钱伟长来说，不只是单纯的讲课，还是对他个人人格的尊重和肯定。十多年精神饱受摧残的钱伟长，在那一刻体会到了信任的力量。而更让他感动的是下面的一件事。
1969年夏天，清华大学革委会的领导突然通知首钢，命令钱伟长当天返校，随几百名清华大学的教师一起去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从事农业劳动改造，并要立志终身务农。首钢当时的领导拒绝了这一要求，他们借口说钱伟长没有改造好，所以不能让他离厂返校。后来钱伟长得知，鲤鱼洲农场是严重的血吸虫病疫区，许多教师的健康都在那里受到损伤，甚至有不少教师还在那里丢了命。
在首钢的那段时间，钱伟长几乎是受到“特殊保护”的右派，他从中感受到一种已经很少见的人性美。
1982年10月15日，钱伟长正在无锡开办“变分法有限元”的公开讲座，突然接到清华大学党委组织部电话通知：中央任命他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无锡的讲座结束之后，他马上回到北京收拾行李。
老当益壮的钱伟长教授
一到上海，他不禁有些失望，没想到这所大学只所一个普通大学。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汪道涵找来钱伟长，让他看上面的调令。钱伟长的调令很特别，竟然是邓小平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亲自签发的，上面写着：“以中央组织部调遣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下面又加了一句话，“这个任命，不受年龄限制。”钱伟长不是共产党员，按常规，他的调令应该是教育部发的。
原来，教育部本想让钱伟长去上海交通大学，但一些人以年龄为由百般阻挠。当时教育部规定，年满60岁就不可以再当大学校长了，而钱伟长这年已经70岁。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那份以中央组织部名义发出的调令上，邓小平特意加上了“不受年龄限制”这一条。
汪道涵笑着对钱伟长说：“你可别撂挑子，你这个校长是不受年龄限制的，是终身校长呢。”
1983年，钱伟长正式出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在钱伟长的努力下，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与上海科技大学，以及原上海大学和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共同组建了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任校长。这年他已经82岁，难怪他自称为世界上“最老的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