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寄鸥生平】
1889年，生于湖北黄安县蔡家河村（今红安县杏花乡）。原名蔡天宪，又名乙青，号乌台。
1905年，考入武昌两湖总师范学堂。
1910年，经蒋翊武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1年，两湖师范毕业，同年参加辛亥革命，并参与筹办《中华民国公报》。
1912年，任武昌《民心报》编辑。同年，又任《汉口民国日报》小说撰述、《震旦民报》编辑、主笔。
1914年，在汉口德隆纸号教馆，替《崇德公报》写小说连载。同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在汉口租界编《汉口日报》，参加讨袁运动。
1916年，任《大汉报》编辑，后兼《正义报》主编、《国民日报》主编。
1929年始，先后自办《光明报》、《水晶宫报》。
1931―1938年，创办《震旦民报》。
1950年，任湖北省文教厅巡教团研究员，写戏剧和曲艺。同年8月到省汉剧团编写剧本。
1953年，调入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方志。同年任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
1954年，因病去逝，终年65岁。
“万里长江流九派，烟云划断荆襄界。扁舟试泊武昌矶，俯仰古今成与败。雄图肇自六朝先，两汉分争四百年……”这首32句的《黄鹤楼怀古》慷慨豪放，读者无不叹服作者之才，该诗作者就是时在武昌两湖总师范学堂就读的蔡寄鸥。
在良好家风的熏染下，蔡寄鸥从小就显露出非凡的才华，以诗词文章驰名，进入两湖师范，文学成绩更居全班之冠。
两湖师范除经、史教授外，其余多是留洋生，尤以留日学生居多，且均为反清同盟会员。在新思潮影响下，蔡寄鸥在校加入同盟会，立下了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志向。1909年，蔡寄鸥参与了吴樾等图谋炸毙在汉满族官吏之事，事发被通缉。至次年春，才得以返回学校。
1911年10月16日在武昌创刊的鄂军都督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
1911年秋，毕业于两湖师范的蔡寄鸥，与在汉同盟会员参与武昌首义。民国鼎立不久，袁世凯窃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实行个人独裁，践踏民主共和。
在反袁救国斗争中，蔡寄鸥以笔为利器，以《震旦民报》为阵地，对袁世凯予以无情的鞭挞。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革命党人惨遭捕杀。袁谴密探至汉搜捕，蔡寄鸥被迫避居外地。
不久，蔡寄鸥回到汉口，担任《中报》编辑，终日书写刊发反袁文章。袁政府官员极为恐慌，下令通缉《中报》编辑及负责人。但报社位于日租界，巡捕无权越界抓人。鄂督黎元洪亲下手令：“租界以外不准订阅中报。”报纸发行量因此锐减，无奈停刊。蔡寄鸥又担任《教育杂志社》编辑，仍以隐晦的文字反袁反帝。
满腹经纶的蔡寄鸥继承了中国文人敢于谏讽的传统，经常在报上借题发挥，以犀利之笔触，嬉笑怒骂，抨击权贵势要，反对军阀专制。
武昌起义成功，原两湖师范学生、担任起义政治筹备员的牟鸿勋，当上部长，出必骑马，卫兵前呼后拥，见故友也不下马。蔡寄鸥在《民心报》上作诗讥之：“策马扬鞭何所之？相逢不下意何如？布衣安步何高雅，问尔何缘得马骑？”
1912年8月，时任民国临时政府副总统兼鄂督的黎元洪以“妖言摇惑、大逆不道”罪名查封《大江报》，蔡寄鸥在《民心报》发表《哀大江报》一文，戏谑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吾虽爱黎，亦不能为之讳”。黎元洪看后拍案大呼：“何物狂生，敢呼余为竖子耶？”很快，《民心报》被勒令停刊。
黎元洪
蔡寄鸥还以纪实的手法，辛辣的笔调，在《震旦民报》上刊载政治小说《新空城计传奇》，讥嘲黎元洪“捉拿革命抢头功，报答皇家爵俸，赚得银洋万万，修来金屋重重”。黎元洪为之大怒，派人到报馆，要求蔡寄鸥停载，蔡寄鸥正色答道：“言论自由，载在约法。君乌得而干涉之。”来人拿出一张支票，又掏出一把手枪，威诱并施：“君如允我，我即签一万元支票与君，否则试余枪耳。”面对枪口，蔡寄鸥不为所惧，从容回答：“支票非余所屑，枪亦非余所畏，任君行之可也。”威逼利诱无果，黎元洪又派人行刺未遂，最终下令查封《震旦民报》。
袁世凯死后，蔡寄鸥撰写政治小说《坠花楼》，连载于《大汉报》，从袁世凯称帝开场，历述张勋复辟，安福系当国，曹锟贿选，对帝制之迷梦、军阀之跋扈、政客之龌龊进行针砭，被时人誉为“讽时事、正社会之佳作”。
王占元督鄂期间，省城许多报刊被查禁，蔡寄鸥难以卖文为生，一家八口时常断炊，有人劝其投笔从政，他作歌以答：“友人怜我苦，劝我弃笔砚。八口尚嗷嗷，晨炊安可断。新诗吟未成，儿哭箩中饭，名士是何物，花落文章贱。”自讽自嘲，不改其不事权贵的书生本色。
蔡寄鸥是武汉从事新闻工作时间最长的老报人之一。对于新闻事业，他有着自己的切身认识，他说：“报馆是舆论机关。何谓舆论？就是大众的言论。所以执笔论事要从大家的心理着想。记载消息，要以事实作根据，并且拿理智来判断事实。不可杜撰。不可偏枯。不能溺于私人的情感。不能利用报纸的权威。”
但在党禁、报禁森严的民国时期，报馆不仅是民众的喉舌，也是政府的耳目，尤其是大报，更无时不处于政府官员监督、掌控之下。对于蔡寄鸥来说，他不愿做政府的工具。
1929年，蔡寄鸥开始独立办报，创办了《光明报》、《水晶宫报》，“代表社会而说话，抒下情而通讽谕”。1931年，他自任社长和编辑，使停刊长达15年之久的《震旦民报》再度复刊，日出三大张，发行万份，以“文章报国，言论匡时”自诩。
震旦民报
抗战初期，同乡同窗的董必武来到武汉，与蔡寄鸥谈及国共合作事宜。蔡寄鸥主张：“两党合作，要彼此出乎至诚。结合不以至诚，转瞬又要离异，国家和人民经不起来一次牺牲。”董必武笑道：“话是不错的，你能够在报上主张吗？”蔡寄鸥挺身答道：“我今晚做一篇社论，一定要表明我这个主张。”第二天社论发表于《震旦民报》。董必武读后问蔡寄鸥：“你如此直言，官厅不干涉你吗？”
在民国那个波谲云诡的年代，正因为“办大报不能自由”，蔡寄鸥改弦易张自办小报，发出不受官方约束的自由的舆论声音，诠释了他“文章报国，言论匡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更彰显出他不与官媒同谋的新闻操守和独立人格。
蔡寄鸥一生从事写作，不仅能写政论性文章，而且擅长文言小说，其著述付印成书的小说、戏曲达十多本。这些著作都是他心路历程的写照，既包含着对动荡不定的时局变迁的一己管窥、无限慨叹，同时也展现了他在历史变幻中对人生际遇的自我抉择，及对新闻事业的孜孜以求。
民国年间，战乱频仍，国无宁日。1921年6月，王占元在孝感花园下令枪杀老兵一千多人。蔡寄鸥义愤填膺，奋笔疾书，写成《武昌血案》一书，揭露王占元血腥暴行，旋即改成剧本，在汉口、宋埠等地公演，轰动一时。1932年8月，汉口震旦民报社出版蔡寄鸥著的《四十年来闻见录》。该书“多政场轶闻，为他书及报章杂志所不经见者”，行销极广。
《四十年来闻见录》书影
日伪《大楚报》
武汉沦陷后，蔡寄鸥苦心经营的报馆资产损失殆尽。1939年他就任日伪《大楚报》编辑主任，成为汪伪在武汉文化战线上的健将。因与社长意见不一，半年即辞职回家写小说，以辛亥革命与鸦片战争为题材，分别写成《荆江血影》与《梅花桩》，各在伪《大楚报》、《武汉报》上连载。1943年，蔡寄鸥根据自己办报的亲历和见闻，撰写了一部《武汉新闻史》，以秋虫的笔名在伪《两仪》月刊连续发表，“一时社会竞传，洛阳为之纸贵”。
抗战胜利之后，为生计所迫，一度发誓不再办报、不再做文章的蔡寄鸥，不得不重新拿起“早已焚却了案头的笔砚”，为《罗宾汉报》写起“寒不可以为衣，饥不可以为食”的文章了。
武汉解放后，蔡寄鸥创作了歌颂党和人民的《解放曲》、《翻身谣》、《红革调》等集子及《李闯王》剧本、《鄂州血史》专著，在花甲之年迎来又一春。
（王钢）
代表作品
专著
《武汉新闻史》○《鄂州血史》○《四十年来闻见录》○《瀛台梦传奇》
政治小说
《新空城计传奇》○《武昌血案》○《殷汝耕叛变记》○《杜鹃魂》○《豆棚瓜架下》
成就与评价
秋虫，蔡子寄鸥隐名也。从事新闻事业，将四十年，每有论列，悉中肯要。不为利诱，不以威屈，操觚者罔不识秋虫也。近复以历年闻见，著为武汉新闻史，原原本本，如数家珍，皮里春秋，品评恰当，武汉新闻本无史，秋虫独创其例，后之继其事者，必将大有人在。
——陈孝芬（武昌首义参与者）
秋虫兄以报界名宿，本数十余年之经验事实，笔之于书，……其文则突梯滑稽，其情则悱恻缠绵，其志则口诛笔伐，可作文化史读，可作当头棒喝，不第足供地方文献之参证。
——芮道一（民国时期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