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街是近代武汉的实业地名，街内的故事颇有来历。它反映的是近代实业界人士艰难创业，并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城市建设和管理方式的历史过程。华商街也是武汉近代历史的见证者。
要了解华商街，首先要了解模范区。要了解模范区，了解一段武汉租界史是很有必要的。
1907年，在英租界内发生了一件当时称不上大事，但在武汉历史长河中却翻卷出一朵巨大浪花的事件，各外国洋行的买办共同发起组织了华人买办的团体——华商总会。建立华商总会的初衷，只不过是当时羽翼已经丰满的洋行买办们希望有个自己的娱乐场所。因为在五国租界内，洋商们都有自己的娱乐场所——“波罗馆”。五国波罗馆各具特色，内有酒吧间、大餐房、弹子房、滚木球（保龄球）房、牌房、板球房、阅览室、图书室、陈列室及理发室、浴池等华丽的设施。波罗馆既是洋商们闲时娱乐、聚欢的场所，也是交换商业行情、洽谈商务、互通政治和军事情报的场所。这里拒绝华人入内，即便是腰缠万贯且为他们鞍前马后效劳的买办也被拒之门外。
华裔总会大楼
就在1907年，汉口买办选举成立了自己的商务总会。总会决定修建属于自己的俱乐部、夜总会，为了与洋商有所区别，买办们为俱乐部定名为华商总会，地址在今鄱阳街与江汉路交汇处（外贸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旧址处）。华商总会成立后，买办们纷纷聚集于此赌博玩乐，不料英国巡捕房一印度巡捕闯入，强行没收了赌具筹码。一个小小的印度巡捕就可以对已经颇具实力的买办如此不恭敬，大大刺激了这些买办。他们决定，不再到洋行上班。没有买办，洋行业务寸步难行。因此，各大洋行大班为了让买办们重回洋行，便推荐了几家洋行代表向巡捕房交涉。结果原物退还，巡捕房暗示以后不再干涉。
这些羽翼已丰的买办从此悟出一个道理：离开买办，任他多大的洋行也翻不起大浪。只要华人团结一心，洋人们也会退让。这就为以后新兴的民族资本家与洋行抗衡、叫板埋下了伏笔。从这个意义上说，华商总会的建立是武汉历史中可浓墨重彩书写的一笔。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1912年元旦，孙文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鉴于汉口在辛亥革命时期受到战争破坏，孙文就职之后，曾令实业部通告汉口商民建筑市场，重振商务，尽快恢复因战乱而受到破坏的工商业，同时要安定民生，“务使首义之区，变为模范之市”。
为了实现孙文先生的设想，1913年，萧耀南委派孙武设立汉口地亩局，并由孙武倡导建造汉口模范区，意在其建设规划及布局要“与租界区媲美”，要成为汉口市区之模范。华商总会内以刘歆生为首的实业界人士，首义新贵将军团的李华堂、蔡希圣及军阀寇英杰、刘佐龙等积极响应，地皮大王刘歆生拿出了西起今江汉路、北抵京汉路、东至大智路、南抵中山大道这一地段作为模范区的建造地，共同开始以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营建“模范区”，此举大大拓展了汉口华商的力量。经过几年的建设，在这片地界上，出现了丹凤街、铭新街、吉庆街、泰宁街、保成路、汇通路、伟雄路（今南京路北段）、云樵路（今黄石路）、瑞祥路、交易街等街道和里份。
江汉二路
走进模范区内，仍然可以感受到这是一片在管理、交通等方面都足以和租界媲美的居住商贸区。这里的房屋均为甲级砖木结构或质量较好的新式建筑，区内的里份房屋井然有序，入门设有小庭院，内有堂屋和居室，窗户较大，楼上有平台和阳台，临街铺面开阔。模范区不仅在外观上效仿租界区，在管理方面也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模式。房屋建成后，必须报当局备案，区内还设有警察局专司治安。这里除了成排的里份之外，还有楼宇和别墅。1922年，模范区内建立了一座宏伟的建筑，这就是华商总会——近代汉口富商巨贾和实业界人士的新家。当年，华商们便从租界乔迁新居。因为华商们自己的组织和会所建立在这条街上，街道便得名华商街。今天，华商总会仍然以其宏伟的气势立在这里。
最初的华商总会有3层楼，基本模仿洋人波罗馆的格调，除了会议室、图书室、餐厅、浴室、理发室等设施之外，这里还有演戏、观戏的场所。平日，总会内每天均要组织赌博活动，供应会员每天的吃喝娱乐，也时常举办打台球、下棋、品茗谈心、鉴赏古玩等活动，这里同样也具备洋商波罗馆的商业功能，华商们在此交换商情，举行商务会议。因此，华商总会一度也被称为华商“波罗馆”。
然而，华商在此居住的时间并不长。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攻占汉口，北伐军总部征用此楼。华商总会临时迁至青云里10号。可谁也没想到，这临时性的迁移成为了永远，华商总会再也没有回来。
也就是从1926年9月开始，华商街及华商总会这座楼宇历经风雨，几乎成为武汉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多重大事件的直接见证。在这座并不高大的建筑里和这条并不宽敞的街道上，曾经居住和往来着中国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的风云人物。在汉口众多的街道和建筑中，仅此一项，便决定了这条街道和建筑在武汉历史发展中非同一般。
华商总会又称为将军宫。称为将军宫的原因在于自从国民革命军征用此楼后，这里频繁进出的都是军界高级将领。第一个入驻将军宫的是贺龙。
贺龙
1927年1月至8月，国民革命军第九师（师长贺龙）师部进驻。不久，贺龙率部北伐张作霖部，攻占古都开封后凯旋，升为第二十军军长，这里又成为军部。贺龙攻打河南逍遥镇时，与苏联军事顾问加仑成为好友。加仑在汉期间，常到此处看望贺龙。由于贺龙与共产党人比较接近，蒋介石曾派朱绍良到武汉，以江西省政府主席为诱饵，企图收买贺龙，贺龙不为所动。
为搅乱军心，朱绍良买通以参谋长陈图南为首的一批军官，怂恿他们煽动不明真相的士兵到军部闹饷，一时间，这条路上布满闹饷的士兵。就在这栋楼的二楼，贺龙苦口婆心，请求士兵同舟共济，共度难关。但由于陈图南等人的活动，闹饷事件越闹越大，朱绍良、陈图南还趁贺龙在大智门车站前对士兵进行教育和解释之机发动兵变。贺龙在手枪连的掩护下脱险。回到军部后，他果断地签发逮捕陈图南的命令，迅速平息了闹饷风波。
大革命失败后，李宗仁第四集团军总部设于此楼，这里变成了国民党在汉的军事首脑机关，何成浚、程潜、白崇禧等军界、政界人物接踵而至，此楼成了名副其实的将军宫。
1929年4月，国民政府在武汉设立陆海空总司令部武汉行营，这里又成为武汉行营侦缉处所在地。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特工科负责人顾顺章在原俄租界三教街被捕，在这里未经审讯即叛变投敌，随即得到何成浚等国民党要人的特别优待，成为国民党的座上宾。当时指挥逮捕顾顺章的特务头子蔡孟坚后来到了台湾。1990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蔡称在此楼内审定的顾顺章一案是“可以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若非共谍钱壮飞截留电报，则周恩来及潜伏上海之共党分子必一网成擒，而予中共以致命的打击”。由此可见，顾顺章在此地的叛变对共产党中央机关及地下组织的破坏程度之大，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险遭不测。
1932年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鄂特派绥靖公署取代武汉行营并入驻此楼。何成浚在此发布一系列命令，指挥军队及地方保安部队，对湘鄂革命根据地及鄂东南红军游击队进行反复“清剿”。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内时局发生变化，驻鄂绥靖公署迁往武昌，此处终于不再戒备森严，改组成为国民党在武汉的新生活俱乐部。
白崇禧将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成了战时首都，蒋介石的军事大本营迁到武昌后，此楼又成为军事委员会下设的机要室、铨叙室办公处。诸多重要文件和电报从这里发往抗战前线。
抗战胜利后，由程潜坐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辕机关设于此楼内。程潜在这里指挥湘鄂赣及皖豫一带的国民党军队。1948年6月，白崇禧担任华中剿匪总司令后，他的长官公署也设于此楼。他的所谓“总体战”方案就在此楼内形成。1949年2月25日，已经成为代总统的李宗仁再次来到这里，和白崇禧秘密商谈如何“以战求和”及“划江而治”。从这一天开始，白崇禧加快了在长江中游沿线的布防。那时候，这条街上军车、军士穿梭往来，紧张的情绪遍布四周。直至5月15日，张轸兵团在金口起义，白崇禧无力挽回败局，才怅然告别此楼南逃。
武汉解放后，华商街并入江汉二路。这座楼宇不再是戎装军人们的集中地，而以友谊与和平的新功能集中展现着自己的新面貌。1949年7月8日，这里成为中苏友好协会中南暨武汉分会会所，会长李尔重。10月11日，在这里首次接待了苏联文化代表团，继而又接待了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一行。武汉人民在这里描出了与苏联人民友好篇章的第一笔。这座楼宇成了武汉人民对外友好交流的桥梁。
1951年1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武汉分会在此挂牌。1956年，对外文化友好协会武汉分会迁此办公。次年，中国国际贸促会武汉分会也设在这里。1971年，武汉钟表厂由吉庆街迁至此楼内。两年后迁往武昌。1973年，武汉科技情报处入驻此楼。2007年，武汉市宗教事务局入驻此楼办公。
我曾多次出入此楼。每每到此，总能感觉到楼宇具有的宏大气魄，使诸多呆板笨重的高楼大厦相形见绌。在我们不断宣传原租界区那些高大的洋行、银行建筑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恢复华商街之路名，对此楼宇进行一些必要的宣传呢？
注：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在汉日本军事机关占有此楼，并在楼宇四周遍围铁丝网，整个华商街因而笼罩在残酷阴森的气氛之中，而附近空坪又是日寇屠杀武汉人民的场所，此街因此充满血腥之气。